姜义华：拾人牙慧的“中华帝国论”可以休矣

目前，在西方中国学中，“长期停滞说”开始让位于“中华帝国论”

讲中国历史，大家都不会忘记近代以来中外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基本判断：一个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很有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发展至少从元代以后就已经基本停滞了。由此形成“中国历史长期停滞论”。第二个是孟德斯鸠提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第三个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的，中国历史基本是没有发展，中国社会没有像西方社会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化，中国是一个专制的、文化已经僵化的国家。他断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中国是一个最低层次的发展。这一判断影响更加普遍而深远。

实际上，今天西方的中国学已大大突破了他们的先辈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与黑格尔那些旧说。可是，我们仍有不少人至今仍常常把这些前人的旧说当成不可动摇的结论，继续作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历史的大前提。

今天，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长期停滞论”开始让位于“中华帝国论”。一些国外学者包括不少国内学者，近些年来突然非常热衷地大讲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帝国体制”，关于“中华帝国”的文章、专著蜂拥而出，好像中国一直就是个“帝国体制”的国家；即便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中国还是一个“帝国体制”。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种观点是基于中国史实吗？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全面的真实的了解基础之上吗？

读一读唐朝《通典》，就会发现西方中国学的所谓“帝国体制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

最简单的，我们不妨读一读唐朝杜佑的《通典》，看看古人是怎么说明中国国家体制的。这本一千多年前撰就的专门研究中国历代制度演变的历史著作，第一部分叫“食货典”，从田制即土地制度讲起，研究了中国古代土地、资本、人口及赋税，讲的是传统经济制度；第二部分讲的是“选举典”和“职官典”。这部分特别值得一看，因为它可以纠正今天我们的一些错误认识。中国自春秋战国尤其秦汉以后，一直是致力于“选贤任能”，即通过选举来选拔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组成专业的职业官僚队伍来治理国家。所以中国历史有那么一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郡，将帅必发于士卒。中国历史上的这套治理体系，难道用一个“帝国体制”就能概括吗？

现在有些人讲中国古代是帝国体制，摆出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中国历来只有国家，没有社会。这又是不了解中国真实历史的一种表现。让我们再来看看《通典》，其中整整一百卷即全书一半篇幅都是在讲“礼”，而且就紧紧接在“选举典”和“职官典”之后。我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治，说到底就是社会的自我治理。中国的这套治理体系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社会底层，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怎么可能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国的礼治，讲的就是社会各种群体如何自我治理，讲的是每个人对家庭、国家、社会、天下如何负起责任，同样天下、国家、社会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又如何负起责任。中国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它的成熟程度和实践中的有效性，已经深入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所谓无声胜有声、无形胜有形。怎么能弃这么基本的事实于不顾，而用一个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华帝国”或“帝国体制”来概括呢？《通典》从“食货典”到“选举典”“职官典”再到“礼典”，然后才讲到“兵典”与“刑典”，最后讲中国的州郡与边防。这是对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制度的一个完整的说明，它难道不比孟德斯鸠、黑格尔及现今“帝国体制”论者所说更切合中国历史实际吗？

黑格尔、亚当·斯密没有看过《通典》，孟德斯鸠也没有看过，他们当然也没有完整研究过中国的传统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制度。外国人不能准确地认识我们中国的历史，并不奇怪，但是，我们自己如果也不能准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自己的历史，那就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了。在我看来，能不能真实地复原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真实的历史，这是我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能不能形成中国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基础。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跟着人家背后曲解自己的历史，曲解世界的历史，没有自己的独立研究，怎么能把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确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并且在世界上形成真正具有影响力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