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六中全会为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16）

（四）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准则》指出：“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全党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西方绝大多数媒体，只是在输出“观点”，并没有输出“事实”，即本质真实，亦即全面、客观、严谨的事实，只是在输出精心剪裁的局部真实甚至谎言。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差，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占比为28%。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是57.1%。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近八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国在一个相当的长时期内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体悟，已经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的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了“反和平演变”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一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并相互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