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是红军长征不曾改变的战略目标（2）

北上抗日是长征途中历次重要会议的不变议题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10多次重要会议，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路在何方”的大问题，最后的结论都是继续北进，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不变的战略目标。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到处张贴“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欢迎白军兄弟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等标语。毛泽东在遵义的群众大会上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其意义。

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向红军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说：现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运动发展，中央估计革命高潮又有逐渐到来之势，因而决定红军北上接近抗日前线的地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越过大渡河封锁线，翻越夹金山后，1935年6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在《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中，重申了党中央“对日作战”和“北上抗日”的主张，宣告“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

长征中的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博古作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形势报告。毛泽东指出：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张闻天指出，这是日本在巩固“满洲国”之后准备向前推进的表现。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相继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都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北上抗日既定方针的正确性。

1935年6月，红2军团政治部还发布《庆祝中央红军胜利告工农群众》布告：“要想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中国广大群众在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面前，一致动员起来消灭媚日卖国的蒋介石，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而在同一时期的7月5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密电各省，市党部严饬所属及民众团体勿轻发抗日救国言论。

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篇《宣言》于10月1日登载在巴黎《救国报》上，不久辗转传入国内，周恩来等致电东北抗联负责人，指出“八一宣言”提出的主张是“目前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走出草地，到达甘南地区后，经研究确定向陕北根据地前进。毛泽东等召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阐明北上抗日的方针，宣布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红军会合。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苏区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其中阐述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和“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陆定一、贾拓夫在创作《长征歌》中写到：“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后来，叶剑英元帅感怀赋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都点明了长征的时代主题，这就是北上抗日。

北上抗日的信念激励着红军走过千难万险

北上抗日，把党和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充分反映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要求和心声，使他们懂得自己是在为人民的利益而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必胜信念，因而能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和张国焘南下路线的失败，使红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南下闹分裂的错误，纷纷要求北上。同时，在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张浩等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不得不对自己的南下路线和分裂活动有所收敛，最后被迫宣布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在党内对红军战略方向“北上”和“南下”的分歧抉择上，各路红军最终团结统一起来，避免了分裂危险。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25军长征的时间、地点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引下英勇奋斗，彼此之间在战略上遥相呼应，团结协作，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分割红军、各个击破的阴谋。三大主力红军从不同地区出发，最后都汇聚于陕甘地区，百川归海，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和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抗日前进阵地的大会师，对于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夺取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通电中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信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长征一结束，新的局面即打开。1936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指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中共中央对外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对内发布《中共西北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更广泛地把群众团结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