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注重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专业性（2）

二

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密不可分。“专业性”的理论研究构成理论体系的“系统性”，“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则深刻地体现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具体言之，理论研究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理论空间；二是特定的理论资源和背景知识；三是特定的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四是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研究领域的“专门性”。即任何一门学科、专业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这里所说的“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指“对象”的“实体”性的存在，而且是指由不同的学科、专业出发所构成的“研究对象”。离开“专业化”的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关于“社会”的“社会科学”就无法构成“专门性”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反之，离开“专门性”的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对象”，也就不存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对象的“专门性”与理论研究的“专业性”是相互规定和相互促进的。理论研究的“专业化”，不仅为自己“建构”研究“对象”，而且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升而不断地拓展和深化自己的“理论空间”，发现研究对象的更多侧面和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并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不断深化的认识成果。

“专业性”的理论资源和“专业性”的背景知识。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认为，“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没有相应的理论资源和背景知识，“对象”就只能是“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没有深厚的理论资源和广博的背景知识，就难以发现“对象”的“问题”和形成关于“对象”的新的认识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自觉地汲取和睿智地融通各种理论资源，自觉地激活和灵活地运用各种背景知识，才能“专业性”地从事理论研究，不断地提升理论研究的“专业性”。

构成理论体系的概念、范畴本身的专业性。“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是否以某种特定的概念系统去把握经验对象。人们用以指称和把握对象的任何一个“名词”，都既可能是关于对象的规定性的“概念”，也可能是关于对象的经验性的“名称”。把经验性的“名称”升华为规定性的“概念”，就是把“非专业”的常识上升为“专业化”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其实质内容就是把经验性的“名称”升华为规定性的“概念”。在物理学中，声、光、电、分子、原子、微观粒子这些“名词”是具有规定性的“概念”；同样，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存在、真理、价值、商品、货币、资本这些“名词”同样是有规定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是经验性的“名称”，而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从而为人们“专业”地研究问题提供了不断前进的“阶梯”和“支撑点”。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专业化”的概念不断拓展和深化、变革和更新的历史。这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正是由于马克思从商品、货币、资本的“物和物的关系”中深刻地揭示出它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专业性”的“理论创新”，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实现“术语的革命”；理解和把握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性质的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真正地理解它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

“专业性”的积累和“专业性”的方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来说，必须运用各有侧重或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如人文学科所侧重的历史与逻辑、体悟与思辨、考证与训诂，社会科学所侧重的调研与问卷、数据与统计等。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有三个积累是不可或缺的：一是文献积累，得道于心；二是思想积累，发明于心；三是生活积累，活化于心。理论研究既要以“钻进去”的“苦读”为基础，又要以“跳出来”的“创新”为目的。没有扎实的文献积累，就不会形成真实的思想积累；而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就不会活化文献积累和深化思想积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只有从深厚的生活积累中提出问题，用“心”研究，才会有精品力作，才会改变“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的现实，才能形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作者单位：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