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与“达”：中国话语权的辩证法

学者·语粹

●当前中国发展和治理的势头都不错，但在世界上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甚至国家形象屡屡遭到刻意的丑化，缺乏话语权是很关键的因素。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个国家提升话语权时，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必要性当作可行性、现实性。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提升话语权需要在策略上审慎考虑。

●从理论本身发展来说，理论初创之时，强调自身的特色，提出一些标志性的理念以树立旗帜，区别于其他的理论。尤其是一些核心的概念，往往具有独特性、专有性。就国家发展来说，理念的构建要符合国家发展的大格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下中国，可谓既“穷”又“达”。所谓“穷”，是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要重视“独善其身”的中国特色；所谓“达”，是指中国正处于上升期，正在成为世界性大国，因此要有“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当前，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应注意把握好话语权的辩证法，高度上要“适度”，时间上要“适时”，措施上要“适当”，形式上要“适宜”，将中国特色与国际融通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契合中国的身份，符合中国的利益。

话语权的力量基础

话语权的落脚点是“权”，本质上是一个力量问题。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国家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而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硬实力是主要的和主导的部分。在这个逻辑链条中，一方面，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重视话语权；另一方面，话语权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不能脱离国家实力抽象地谈话语权。

话语权是解决“挨骂”问题的一个关键。习近平指出，“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挨骂”就是在话语权上存在问题。当前，中国发展和治理的势头都不错，但在世界上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甚至国家形象屡屡遭到刻意的丑化，究其原因，缺乏话语权是很关键的因素。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具备提升话语权的基础。话语权不是虚幻的空中楼阁。国家话语权的大小与国家的实力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实力强则话语权大，实力弱则话语权小。国家没有实力，就谈不上话语权。这是看上去不公允、但却存在的残酷现实。“挨骂”的话语权不足，与“挨打”和“挨饿”一样，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家落后。当今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也就为解决挨骂问题提供了基础。解决“挨骂”问题，最根本的是发展。目前中国硬实力有较大的提升。在经济上，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位居世界前列，“一带一路”、亚投行的创立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政治上，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国际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还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这些发展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令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对提升话语权持积极态度。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辩证的。从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要有一个过程，软实力本身的积淀也有一个过程，而且软实力的重大转换还需要历史的契机。比如，美国在经济总量上19世纪就超过了英国和西欧国家，但美国是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才全面取而代之形成话语强权的。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一时还不相称这种客观现象，认识到其中的历史规律，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中国的话语权现状。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国家实力与话语权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我们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话语权，以尽量缩短这个时间差，让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尽快地、紧密地衔接起来。那种认为只要国家实力增强了，话语权就会自然随之增强的观点，是消极的和无所作为的。从这个角度看，话语权上的自觉，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常紧要的。

提升话语权要把握好“度”。话语权受到国家实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国家提升话语权时，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必要性当作可行性、现实性。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并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因此，如何提升话语权需要在策略上审慎考虑。如果目标过高，要求过急，措施生硬，不仅难以达到，而且树大招风，会带来更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