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

194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通过《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同志加强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使全党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

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

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及国际国内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在3月走向缓和。

外部压力变小之际，正是总结皖南事变教训之时。具体而言，就是如何深入剖析、总结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所犯的错误。

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入党，中共三大之后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他肩负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任，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硬是顶住国民党军队层层“围剿”，苦心经营南方游击区，打磨锻炼出一批革命骨干，写下了苦心孤诣、艰苦奋斗的革命篇章。抗战爆发后，他与叶挺、陈毅等共同组建了新四军。项英功勋卓著，中共中央高度认可。但抗战之后，项英在执行中央决定中的种种问题，也实在令中央头痛。

这些问题简单地说是四件事。一是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1939年2月，中央委托周恩来给项英做工作，商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项英虽然作了安排，但力度不足，甚至有所动摇，1940年4月14日他还以顾祝同电令为由，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新四军已赴江北的部队全部南调的意见，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都否定了这一意见。1940年5月4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起草对东南局的指示，明确要求东南局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批评之意，萦绕于字里行间。

二是没能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指示。国民党对中共在敌后的发展极为不满，在1940年10月19日发出“皓电”，以通牒形式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区域。中央反复思考，决心“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并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此后，中央多次致电项英，要求他注意新四军的安全，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特别要求在12月底全部转移。项英仍然犹豫。中央在12月26日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项英才彻底断绝了犹豫，启动北移，而此时，国民党已然集结完毕，张网以待。

三是没有正确面对中央的批评，特别是中央发出1940年5月4日指示后，项英不但没有切实反省，反而在12日复电辞职，要求中央“请速派人或指定人负责，以应付大局”，辞职的理由说到底就是“显然是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项英如此反应颇有几分不能接受批评、不能忍受委屈之意。中央虽然在23日致电总体上认可项英工作成绩，肯定“应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同时仍指出东南局“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

四是没有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周恩来为此不得不亲自出面协调。

以上种种，再加上项英在皖南事变国民党围攻之中居然一度离队，实在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皖南失败，项英有责。正是基于这个结论，中共中央在1941年1月以文件形式严肃指出了项英的错误。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主要体现为：“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以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项英、袁国平两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发展和向敌后发展；很少向中央报告党政军内部情况，完全自成风气；在此次皖南部队北移中，本可避免损失，但项英、袁国平首先犹豫动摇，其次自寻绝路，投入包围，最终失败是项英、袁国平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这一决定固然对项英、袁国平批评得极其严厉，甚至过于苛责，不过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中慎重而严肃地向全党提出了关于“党性”的要求，“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