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中央的意图很明确,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能归结于个人,而是要站在党的建设角度深入剖析,其中党性是关键。
1941年3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郑重提出,要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陈云等15人参加。
王稼祥作党性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深刻指出了党内独立主义的错误,具体表现是政治上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指示;军事上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组织上表现为本位主义,以自己口味作为判断干部好坏的标准;在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上,缺乏党性的干部就不服从;在纪律问题上,不能真正执行纪律;在干部问题上,以自己为中心,争夺干部、保存干部或者要求直属中央。王稼祥在分析导致党内独立主义的主客观根源后,最后提出了六条措施,分别是加强教育、及时纠正、严格检查下级对决定的执行、正确地规定集中与分散的原则、实行中央集权以及实行铁的纪律,对犯错误干部必须实行纪律与组织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极其深刻。他没有讳言中央应对项英、袁国平的错误负责,但他强调党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中级以上的干部都要检查党性,干部的党性巩固了党便巩固了。他指出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要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反思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当然,他知道干部有可能因批评而受委屈,但要求“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
张闻天发言指出,中央提出党性问题是“自项英事件起”,党性是一个大问题,中央特别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违反党性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并提起全党注意与这种倾向作斗争。他抨击了英雄主义的错误,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强调,毛泽东与刘少奇同志曾受到打击,仍能坚决服从,是服从组织的最好模范。
陈云发言指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区分党性与非党性的关键。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时是有矛盾的,但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这是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所在。有了政权的党,更容易出现军阀主义思想,必须与这种倾向进行长期斗争。他同样强调批评的重要性,干部有了错误,必须正面地、坦白地批评,目的是为了挽救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不要无原则地团结,既不打击也不放纵。
在其他同志发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由王稼祥起草一个决议。王稼祥根据政治局意见,集中精力研究各地区、各部队的报告、文电,听取汇报,调查研究,同王若飞合作起草草案,送中央政治局同志阅改后定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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