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定兮胜天——《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自序（2）

二 人定兮胜天

我们常说“人是自然的产物”，确切地说，人是自然压迫的产物。黑格尔说：“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4]同样的道理，如果远古气候气温不 变、森林不减的话，我们人类可能还是那些攀岩爬树摘采果子的猴子。

当然，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并非只是被动地存在。“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是人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欲与天公试比高”[5]即与自然抗争的前提。因此，我们在承认自然对人类 社会的绝对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尽管只是相对存在--的反作用。毛泽东说：“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 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6]环境压力愈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愈能调动和激发出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定胜天”。

但是，人定胜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人的组织性及建立其上的统一性。斯大林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7]，这是由于民族是有组织的存在。统 一性是检测组织性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也是造成民族强弱差异的关键。有组织的人群叫“人民”，没有组织的人群叫“流民”，统日益增长的流民是瓦解中国历史王朝的主要的力量。这方 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8]

人类诞生迄今既经历了大冰期，也经历了大暖期及由此引发的海平面上升的“洪水期”。每次灾变过后，人类都产生出更加强大的抵御自然灾变的能力。

距今九千多年前由大暖期引起的海平面上升，至距今六千多年前达到峰值。东海海水西侵逼迫东夷部落在蚩尤的率领下向西进犯并与炎黄部落开展了生死大战[9]。蚩尤部落西犯失败后的 归顺，促成了崇拜龙的黄帝部落和崇拜凤的东夷部落的大融合--今人所谓“龙凤呈祥”即是对这次大融合意义的事后描述。海水的西侵也迫使中原先民广泛开展治水活动。治水是当时中华先 民面临的事关生死的首要任务，各部落为此赋予治水领袖以绝对集中的权力，这便造成了华夏各部落组织权力向更大的组织系统--国家--集中。因此，可以说大禹治水催生了中国最初的国家 体制和国家版图，而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国家只不过是公元前21世纪大禹建立的夏国家的深化和扩大。

从舜时的部落联盟到夏国家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10]

汉初天寒逼使北方匈奴南犯，中国两汉奋起反击，这使中国在随后的世纪里避免了罗马帝国之后欧洲政治版图出现的碎片化的趋势：3-5世纪，世界气候转冷[11]，全球北方部落被迫向暧 温的南方迁徙。这在中国--由于两汉的反击迫使匈奴西迁--仅造成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其间的五胡十六国[12]的混乱，而在欧洲则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及迄今仍令欧洲人痛苦不堪的碎片化版图 。

罗马已建立的大一统组织体系的瓦解，是造成罗马之后欧洲发展落后于东方中国的关键[13]。故此，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历史事件后认为 ：“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14]

认识到人民团结对于民族命运的价值往往在大灾难之后。宋徽宋靖康二年（1126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掳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 臣等三千余人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北宋由此灭亡。历史上将这次事件称为“靖康之耻”。南宋诗人刘过[15]在《龙州集·襄阳歌》一诗中泣血痛陈：“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 胡日月。”[16] 意思说：如果北宋人能够在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团结一致，后来就不会有胡人盘踞的半壁江山。在诗人心中，人心定胜天，人心不定则天胜，团结就是力量。与经历了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人的感受相似，只有经历以“靖康之耻”并由此南迁偏安的南宋人才能对天人关系做出如此深刻的反思。

知耻而后勇。12世纪中叶以来气温持续上升，在暖期冲顶后即将回冷之际，与宋人消极无为的态度相反，生活在北方大漠中的蒙古人扼住命运的咽喉，奋力崛起，通过战争统一中国，建 立元朝，由此避免了两汉期间匈奴部落在气温陡然下降时曾经历过的“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17]的结局。

12世纪初宋人经历的“靖康之耻”在15世纪中叶转化为积极的勇气。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南犯，明军仓促应战并大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英宗被俘。也 先以英宗为质要挟明军投降。时京师仅留老弱，人心惶惶，更有大臣欲仿效北宋提议南迁。兵部尚书于谦力排众议，率军民同仇敌忾，固守北京，拼死抵抗，击退也先。由此明王朝避免了宋 朝“靖康”之后苟且江南的厄运。“人定兮胜天”，此后相当的时期内，明朝以北出现了“半壁久无胡日月”的稳定形势。

“土木之变”[18]后明朝守卫京师的军民挽狂澜于既倒，其坚定表现是对南宋诗人刘过“人定兮胜天”呼吁的积极响应。

一百多年后，明朝又进入内内忧外患的形势。明代作家冯梦龙（1574~1646年）看到人心日益离散，再次提出“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19]的历史经验，呼吁明朝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 外。但此时沾染浓重“流寇主义”[20]的明朝农民军并不具有与朝廷建立统一战线的智慧，1644年他们与其打击的明王朝双双倒在清兵的脚下。

这份深痛的教训又在三百多年后的抗战中化为中国人的御敌智慧：1936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南逼，中国共产党利用“双十二事变”积极促成与国民党政府抗日合作，停止内战，由 此避免了明朝悲剧的再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郭沫若先生作《甲申三百年祭》，开篇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 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21]在分析了李自成起义军和朝廷两方的内讧原因后，郭老在文章结束时强调：“个 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