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情”（3）

毛泽东和艾思奇新解“实事求是”

1938年1月13日，艾思奇又收到了毛主席派人捎来的这样一封来信—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

敬礼毛泽东一月十二日夜

艾思奇读完这封信后，就立即联想起他到延安后曾把他从上海带来的几本鲁迅著作送到毛泽东手里时的情景：毛主席捧着它们就像捧着初生婴儿般那么小心和高兴，他轻轻揭开书页，一本本翻着，双眼闪耀着喜悦的光辉，并说：“有人说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我说他不只是一家，是三家。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

毛主席对鲁迅的尊重和评价，远远超越了一般人的认识，使艾思奇十分感动。鲁迅先生历来是艾思奇最为敬重的思想先驱。先生在上海逝世后，他曾和高士其一起去上海万国殡仪馆瞻仰先生的遗容并失声痛哭、沉痛悼念。从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极为尊敬和高度评价中，他感到了如同寻觅到“知音”似的欣喜。而如今毛主席又来信邀他“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以外之晚上”，这就等于明确告之何时适宜去的时间表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艾思奇不由犹豫再三了！若去吧，可如果正碰上他在工作，那岂不是延误了他日理万机的宝贵时间？如果碰上他正休息，那岂不打扰他？若是不去，这岂不是失去了直接向毛主席请教的难得机会，能聆听到他超过一般人见识的精辟见解，这是何等的珍贵呵！再说，若是不去岂不是连普通的人际交往的礼貌也没有了吗？于是，在一个夜晚，他便再次去拜访毛主席，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便谈兴大发，竟长谈通宵而忘记了时间。当艾思奇告别走出凤凰山吴家院毛主席的窑洞时，已是天色破晓了！

这次通宵长谈，使艾思奇佩服的是：毛主席读过的哲学著作竟是那么多，从马、恩、列、斯，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穆勒、哥德；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到当代国内外哲学家的著作，他都涉猎了！且哲学思想的恢宏，剖析问题的尖锐、深刻，更是令人折服。当他们谈到孔、孟哲学的“中庸”主张是否含有折衷主义时，毛主席说：“你写的《中庸观念的分析》，我拜读过了。他们的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但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一语就道破了“中庸”的实质，何等的明快、深刻。接着，毛主席又高兴地说：“你这篇文章里，对‘实事求是’这句话有新解。‘实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规蹈矩之谓，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则以决定方针动向之谓。是不是这样的？”艾思奇对毛主席读书读得那么认真、那么细心，连自己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新解释竟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真是出乎意外！不由为之万分感动和敬佩，并进而认定：作为领袖人物，恐怕很难找出像毛泽东这样熟谙哲学并这么关心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的人了。

他们的“谈哲学”，越谈越热火。毛主席抽着烟，在窑洞里慢慢踱步，他数着指头继续对“实事求是”进一步深入发挥他的见解：“读书学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应用。我们需要本本，就是要应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这一针见血之言，如电光石火一般顿然使艾思奇联想起过去的一件事来：那是在陕北公学的一次纪念会上，毛主席从屋里出来，见到一位老朋友，便和他搭话。这时，一位也是搞哲学的教授向毛主席走来，远远地喊：“毛主席！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是不是辩证法？”艾思奇挨得很近也听到了，便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毛主席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谁料毛主席却好像没听见似的，只是招呼他们说：“进去吧，吃饭吧！”当时艾思奇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而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他是在鼓励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希望我们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和当前的对日斗争不那么急迫需要的问题上，更反对用在钻牛角尖上，这才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即不回答的回答（若直接回答，指出教授提出的这种钻牛角尖的学究气的毛病，会伤害他的自尊心、虚荣心，使其尴尬，下不了台）。而这是多么高明、多么得体的“回答”；真是用心良苦呀！接着，毛主席认为：全国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对这些青年进行人生观的教育很有必要。便征询地说：“吴黎平不是写了本《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书吗？你是不是和他一起写本唯物史观的书呢？这样一本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需要，而青年时期，为一生的革命人生观打好基础，是一个基础工程呀！”他说得那么亲切、那么真情。他不是向你发指示、下命令，却像和老朋友商量事情。艾思奇被深深感动了！便一口答应下来并向他提出：“主席，等我和吴黎平写出来后，想请你先过目，可以吗？”毛主席听后笑了，他的笑犹如初升的朝阳那样，使人感到温暖、使人感到心旷神悦。他笑声朗朗地回答说：“好嘛！我先读为快，先读为快嘛！”

后来，艾思奇忽然想起毛主席在来信中说到“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的话，便把话题引到这方面来，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谈兴大发：他从“统一”中就包含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谈起，慢慢地从哲学理论引申到抗日战争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来：从汪精卫、周佛海的“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的无耻，讲到蒋介石的想依靠英、美的援助，“我们再打一年半载，国际援助就可以不求而至。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在一年半年以后的那个时期”的“速胜论”的荒谬，又详细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指出矛盾的双方的弱与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转化。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滔滔宏论，使艾思奇心里不由涌起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如果没有全局在胸的高瞻远瞩、没有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透彻了解，又怎能对当前的局势和未来能有如此科学的预见？不由从心底产生由衷的赞叹：毛主席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这真是中国抗日战争之幸！是中华民族之幸！毛主席与他交谈的这些内容，后来也就成了毛主席日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