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4）

“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不够理想，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在理论创新方面，毛泽东很推崇列宁，认为列宁总是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反顾自己，毛泽东觉得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写出满意的理论新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写出新的著作，实现理论创新，并不容易，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一二十年的实践经验。但能不能通过对马列经典重新写序的方式，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融进去呢？毛泽东想到了这个主意。理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个序言。在这些序言中，马、恩反复强调，对《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做法。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965年5月，毛泽东准备尝试去做这件“很大的事”。他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秀才”召集到长沙，研究为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事。他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言，六人一人一篇。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序由他亲自来写。可惜，后来因为注意力的转移，这件事情没有继续下去。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滋味。1965年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怎样看这段“文章千古”的评论？它反映的是虚无情绪吗？不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信念坚定，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着深刻的哲学气氛。一千年或几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诗里说的，实现“环球同此凉热”，阶级、国家都消亡了，那么有关阶级、国家的著述，岂不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能否“千古”，并不重要，只要寸心之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就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了。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