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维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大要素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30次提及“国际”一词，进一步强调“深化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重要论述把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紧密联系起来，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展现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一、深刻反映马克思主义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

‌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观点，其坚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物质世界，反对以孤立、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此外还提出与之相关的“共同安全”“普遍安全”“全球安全”等范畴，这些都是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维度认知安全问题，通过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可以看到“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第一，“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深刻反映联系的客观性。联系的客观性指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具有不可抗拒的客观性，这对安全问题亦不例外。早在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一重要论述中“丰富”“宽广”“复杂”的表述深刻反映出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正是因受到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才发生了新的变化，显然这些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的客观性构成整个联系观点的基石，要求我们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事物，切忌主观随意性，也不应主观臆造不存在的联系，而安全问题内涵和外延在新时代的进一步拓展，正是在实践中动态把握事物固有的联系基础上，对安全问题形成的准确认知。

第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深刻反映联系的普遍性。联系的普遍性意味着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总是与其他事物处于某种联系之中，每一事物内部各部分、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宏观意义上的世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正是在这样的逻辑认知下，国家间的安全问题无疑也是普遍联系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安全不可分割，牺牲别国利益、谋求自身绝对安全，最终会伤及自身”，“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孤岛，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国家安全联系的普遍性，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坚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好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安全。

第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深刻反映联系的多样性。事物间的联系是纷繁多样的，包括直接与间接、内部与外部、必然与偶然、本质与非本质联系等，联系的多样性拓展了联系观点之内涵。事实上，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一方面，政治、军事、国土等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甚至形成风险综合体，这些无不反映安全问题间联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基于此，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既看到直接、表面、眼前的联系，又要抓住间接、本质、长远的联系，且不可忽视事物相互联系的中间环节，比如当前大国博弈、地区冲突等复杂现象，其背后各种因素往往存在紧密而复杂的联系，只有全面分析、综合研判才能得出正确认识。

二、内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学理逻辑

国际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18—19世纪的欧洲正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已确立，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又有很大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将国际社会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有着本质之不同，由此揭露了资本主义对外关系政策和资产阶级国际秩序的实质，提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及未来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国际安全息息相关，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分析国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蕴含着对“国际政治的秘密”的洞悉。为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挫折，1864年，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成立宣言”指出，工人阶级要认清国际政治的实质，“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这是工人阶级的“责任”。马克思关于“国际政治的秘密”的观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一把钥匙，反映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欺骗性，其认为国际政治的真实面貌被“国际政治的秘密”所掩盖，国际政治的基本主题始终是战争与和平，而这个过程中充斥着一些大国对霸权的追求及侵略战争的发动。从中可见“国际政治的秘密”与安全问题紧密相关，这对我们今天洞察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以及此种背景下国际安全形势如何发展演变及背后的影响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蕴含着对帝国主义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存在及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等手段攫取自身利益，控制他国命运，严重损害各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权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由此成为剥削和压迫之源。例如，马克思曾抨击欧洲列强对外扩张，其在《鸦片贸易史》中说，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1917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考察了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发展、基本特征、历史地位等。今天一些国家仍抱持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集团政治等旧思维，其作为世界历史的负资产可以说与帝国主义思维方式不无关联，严重威胁国际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扩大军事同盟，拓展自身势力范围，挤压别国安全空间，必将造成安全困境，导致各国都不安全”，因此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第三，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蕴含着对和平的追求。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西方列强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频繁发生战争的时代，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对社会发展造成的破坏有着真切体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正因如此，他们强调了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目标路径，提出“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事实上，安全、战争与和平问题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要“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对国际安全的追求集中体现了对世界和平的向往。

三、以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世界人民前途之所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正进入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时代，而人的解放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紧密相关，“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正是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各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国家安全深嵌于国际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必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第一，坚持全球安全观。理念是实践的先导。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的“十个坚持”明确提出“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其中，“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可见，全球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彰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外兼修、统筹兼顾的鲜明标识。随着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叠加，国际局势变乱交织、跌宕起伏，全球安全观内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注重以联系和发展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在百年变局中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

第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从安全角度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紧密相连，深刻反映了对传统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的超越和创新。一方面，必须认识到新型国际关系的平等性、开放性、参与性和合作性，这实际上赋予了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新的价值理念，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看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势必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不断巩固合作基础、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走出一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的新路。

第三，践行“三大全球倡议”。我国于2021年、2022年、2023年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全球倡议”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也正是发展、安全和文明间的紧密关联，“三大全球倡议”彼此呼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要致力于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世界各国一道以“三大全球倡议”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要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为全球多边主义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推动“三大全球倡议”落地走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个“地球村”中，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变得更加突出，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因此，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编号：LSYZD21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波，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