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智库建设之“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各有关机构、部门和社会各界反响积极，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即“术”的层面进行大胆探索和尝试，而且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从基本理论层面即“道”的层面给出回答。如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代中国智库应承担哪些职能？如何建设中国特色高端智库？能否对这些问题给出清晰明确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国智库建设的成效。

当代中国智库的主要功能

决策智力资源的聚合功能。在决策体系中尽可能地把社会各方优质资源汇集整合起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现代决策涉及知识日趋专业化，其背后利益关系高度复杂化，各种方案体现着经济、技术、社会的多重理性和价值追求。如果没有清晰的问题建构和群体利益损益分析，基于简单经验做出决策，难免会出偏差、犯错误。智库可以通过专家座谈会等各种途径，获得更全面准确的信息与分析，提出多种备选方案，并预判每种方案可能带来的政策效果。由此，使过去没有或少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的一些专业人士，通过机制化渠道参与决策。

 连接体制内外的桥梁功能。处于体制内外的人士，对政策问题建构和情势分析有很大差别。不同于一般的科研院所，智库以服务于政府决策为目的，更了解政府决策过程，通过专家系统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可以成为沟通体制内外的桥梁。西方国家通过“旋转门”机制来实现人员流动，是扩大决策选项、提高决策质量的制度性保障。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制度化的政府与智库人员流动机制，应通过改革提供保障，逐步发挥智库的桥梁功能。

联系各类社会群体的延伸性管道功能。对于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各利益方都有自己的解读，智库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通过研讨等形式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宣介，澄清事实，消除公众误解，引导社会预期。还可以征集各方意见，向政府部门报送调研报告，或公开发声引起关注，促进政府重视和解决问题。

 思想交汇竞争的平台功能。智库能够提供不同的政策思想、政策主张、政策方案，有利于防范或消除政策观点垄断。这项功能是通过智库体系而非单个智库来实现的。在这一“竞优”系统中，智库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获得对决策的更大影响力，由此也形成了智库间的竞争和淘汰机制。

同国外智库的沟通功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政策往往对他国有着强大的“外溢”效应，同时也受其他国家的“外溢”效应影响，因此需要高层次专业化的政策协调。各国智库间的战略对话已经成为增进互信、消除误解误判的重要国际交流平台。近年来，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等全球广泛关注的政策主张，需要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中国智库要与国外智库建立联系，利用紧密联接政府、联系决策的优势，发挥“第二轨道”作用，为政府提供沟通和咨询服务，并在国际智库网络中创设中国议题、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问题与建议

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应警惕出现以下问题：智库专家技术理性与政府部门现实理性无法协调，政府部门觉得智库所提政策议题、主张、方案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智库觉得政府对外部智力资源缺少重视与利用；由于缺乏个人成长空间、社会认同度和有竞争力的收入保障等，智库难以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无法很好发挥应有作用；个别智库由于中立性不够、自律不严，成为社会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附庸。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

 积极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经验，坚持开放式学习态度，同时注意国情和政治制度差异。

由于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不同，各国的智库发展路径不尽相同。比如智库的独立性问题。美国智库大多依托于基金会、财团等各类组织，依存于三权分立和两党竞选制，标榜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不接受政府拨款，但接受政府对具体研究项目的经费资助。事实上，很多声称独立的智库都有深厚的党派背景。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智库基于共同愿景进行协商式参与，服务于执政党所确立的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发展战略目标。

但各国智库都有需要解决的共通性问题，如智库的运营、管理、考评、激励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应当适度地向国外知名智库学习。我国很多智库机构是体制内单位，基本按照一般体制内事业单位来管理，智库研究人员在参加国际交流、获得研究报酬、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都遇到了一定困难。此外，我国目前还没有智库获取社会筹资、捐赠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应在这些方面积极借鉴国外智库的先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