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了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努力增强和提升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这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之一,因为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乃是这个民族在社会实践中通过世代相传而构筑起来的共同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基因,也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实现对自己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血脉和纽带,它凝聚了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的生存智慧和价值追求,不管你自觉不自觉,它都构成这个民族的成员挥之不去的民族群体的“自我意识”,因而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是践行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牢固基础。关于这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深刻领会,以达成全民族的共识。
然而,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历经坎坷,屡遭践踏,几乎断裂。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我们国家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压,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买办文化的侵蚀,曾经一度使我们丧失了对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重视和尊重,甚至在一些人和一些阶层中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虐的扭曲心态,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
正因为如此,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首先就必须重建对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和牢固的基础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要走向哪里去?这些严肃而重大的问题都告诉我们,必须重建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世界历史证明,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走向新的历史征途、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转折时期,都经历了一个回塑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的过程,这是一个民族迎接新的历史挑战,汇聚民族的精神力量,跨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经的历史步骤。西方在从中世纪走向近现代时,最初就是以文艺复兴为旗帜进行的。正是在这一运动和随后的启蒙运动中,西方人通过重新诠释自己的传统和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才创造出新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和工业文明。
那么具体而言,继承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这首先涉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它自身的文化特质问题。事实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质就是“自信”,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精神的文化。要详细论证这个问题,需要作专门的论述,这里只能举出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它最初萌生时的神话传说中,就是以自信、自强为精神特质的。人们所熟悉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等,不就充满了一种发奋而自信的精神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所谓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现象。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理性化、理论化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荀子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些不正充满了一种一往无前的担当而自信的精神吗?到两汉隋唐,更是出现了“文景之治”和“盛唐气象”,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包容而显示出来的自信,则是当时世界各国无出其右的。再到宋儒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清时期王夫之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龚自珍说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不是充满了一种无畏而自信的精神!至于参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建构的道家、法家、墨家以及后来的佛家等,我们从它们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建构的典籍中,也找不到丝毫的不自信的痕迹。例如,道家老子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墨家墨子说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及法家的“美当今”的思想,同样充满着一派高度自信的精神。正是这种高度自信的文化的积淀和凝练,才形成了中华民族讲仁义、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文化传统,铸就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社会担当和个体修养的文化性格。也正是这种充满自信精神的文化传统才以它巨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使得我们民族创造了历5000年而连绵不断、经久不衰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对此,欧洲中心主义的信奉者、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也不得不惊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曾经长期处于分裂之中,而唯独亚洲黄河流域的那个中华帝国则是一个打不烂、冲不散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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