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吗？ （2）

爱国狂飙始于五四时代的结束

“五四”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年代，知识分子们虽然屡经挫折但坚守公理，坚守那个时代的灵魂：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相信一个“新纪元”、“新时代”、“新潮流”到来了。五四时期所追求的各种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条条道路通罗马，万条溪流奔大海，最后都归向了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境界。

当20世纪的中国深受革命乌托邦戕害，到世纪之末反思和批判乌托邦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时候，我们虽然承认革命乌托邦的现代起源来自五四的各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但不得不厘清：后来变质为冷酷残暴的革命乌托邦，与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乌托邦，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世界主义乌托邦一反强权政治的铁血规则，超越了国家主义的狭隘目标，内含不同种族、国家与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全球价值。具有世界主义浪漫情怀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的胸怀何其博大，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主义的国家”，是以全球价值为依归的民族崛起。

不过，“五四”这种以世界主义为情怀的爱国主义犹如昙花一现，到1922年以后，世界主义乌托邦逐步幻灭，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曾经占主流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不再有市场，代之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为号召的反抗型民族主义思潮。曾经一度低沉的孙中山借助第三国际的支持和国共合作的新局面，重新掌握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主导权，他强烈批评五四时期流行一时的世界主义，将之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说清之所以征服中国，乃是明代的读书人接受了这套世界主义理想，暗示世界主义行之于今日会亡国灭种。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认同和国族文化色彩，与其倡导的民权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断裂和游离。不过这种诉诸种族与国粹的民族主义恰恰迎合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的需求，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需要共同的敌人，也需要共同的立场，反抗型民族主义为整合各阶层的政治热忱提供了公共的意识形态。而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为国民大革命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五四”终于结束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时代到来了。爱国狂飙如脱缰之野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奠定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