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文献典籍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

张涌泉:文献典籍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多元文化思潮的交流与交锋,人们常常会有精神迷失的困惑。如何抵御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始终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如何搞清楚“我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如何实现精神富有,汇聚起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需要深入思考的命题。解答这些命题,首先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源头。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历代先贤撰著的文献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烟海。自先秦以来,历代先贤撰著了浩繁的文献典籍,这是一笔储量巨大、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利用好如此巨量的珍贵文化遗产,需要对历代文献典籍进行系统的搜集、梳理。这是一项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的复杂工程。清代编《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这曾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结集。上世纪90年代,国家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收书5213种,规模是《四库全书》的1.5倍。即便如此,被这两项编纂工程所收载的典籍仍只是传世典籍中很少的一部分,有待搜集的古代典籍数量仍然十分庞大。此外,一些地方也在古代典籍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古代典籍近2万种,历代有识之士在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上曾作出不少贡献,但大都局限于一郡一邑,且有较多遗漏。本世纪初,浙江大学编纂的“浙江文献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编纂出版的“浙江文丛”等,为浙江地方文献典籍的编纂提供了范例。其他省市文献典籍的整理情况也大抵相仿,都或多或少推出了若干汇编性的中小型丛书。然而,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来说,这些工作都还仅仅是局部性的,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出版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国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献典籍数量如此巨大,各类经典更是汗牛充栋。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如何从中选择一些经典之作来阅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要想让文化经典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把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思想理念、价值准则、审美风范转化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规范,有必要编纂一系列经典普及读物,发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做好这一工作,有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有利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文化认同感,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久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就如何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了具体部署。这为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应以此为契机,系统梳理先贤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摸清文献典籍的家底,编纂更大规模的文献典籍系列丛书,打造更高水平的文献典籍大型书库。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纸寿千年”,纸本文献能够保存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新时期,应采取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文献典籍进行保护,使其传承得更为久远。比如,可以通过建立数据库保存文献典籍,这样既方便文献典籍的保存,也方便一些珍稀典籍从图书馆走进普通百姓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代代相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能源”。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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