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邓小平同志的七项领导艺术（2）

抓要害

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动乱，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头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他提出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确是抓住了要害。

邓小平指出：“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邓小平反复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限期改正；过时不改，不发工资，有的下放劳动；对个别坚持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坏头头，予以逮捕，集中打击。在同资产阶级派性斗争中，邓小平强调抓紧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消除两派对立，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同时，还要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结合起来，思想教育（包括舆论攻势）、行政措施、法律手段，三管齐下，使整顿迅速见效。在铁路整顿中，对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11700名）、逮捕了一批（3000多名），还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者（130名）。没有这样的强硬措施，铁路运输秩序混乱的局面也是难于迅速改变的。

与此同时，着力解决领导班子问题。邓小平指出：“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了。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对“老大难”单位领导班子的问题，分别情况，采取果断措施。南昌铁路局的问题，根子在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听取万里汇报后，当场决定把这位司令员调离南昌，到武汉军区任职。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他要求建立起敢字当头的、坚强的领导班子。“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他强调：“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邓小平要求“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指出：“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邓小平又指明：解决党的领导软弱的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邓小平还指出：“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邓小平强调要发挥老干部、中年干部的作用，提拔青年干部讲“台阶”论，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工交系统所属冶金、煤炭、石油、化肥、电力、一机、森工、水产、建材、纺织、交通、铁道、邮电等13个部门，对1439个重点企业进行了考察，确定领导班子需要调整的单位有379个，占26.3％。到1975年7月底，已经调整了133个，其中58个调整后已经有了显著变化。

抓重点

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是邓小平运用得十分娴熟的工作方法。

在交通系统中，邓小平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铁路整顿中着重抓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而以徐州为突破口。

在3月下旬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立即抓住时机，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把钢铁整顿的问题提上日程，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同时提出，把徐州铁路整顿重点突破取得的经验在面上推广，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交通系统的整顿。同时，又批转江苏省委文件，运用徐海地区整顿的经验指导全国地方的整顿。钢铁整顿以八大钢（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和本钢、首钢、攀钢、马钢）为重点，因为八大钢的钢产量占全国百分之五十，铁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五，抓好八大钢对完成全年计划有决定性作用。在八大钢整顿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太钢的经验，在整个钢铁系统推广。

文艺调整则从其本身实际出发，通过电影《创业》、《海霞》的放映，鲁迅著作的出版，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的举办等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

立章程

邓小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他领导1975年整顿，除确定以“三项指示为纲”、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等总的路线、任务、方针外，还十分注意制定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他要求用符合实际的中央文件来发动群众，领导整顿。他要求胡耀邦等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叮嘱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汇报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

立章程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制定指导全局的文件。邓小平支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用来统一思想，指导即将开展的全面整顿。指导起草《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用以分别指导经济部门和教科文部门的整顿。“四人帮”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英明决策和领导艺术，在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中说，《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就像围棋上的两只“眼”，邓小平做了这两个“眼”，全局都活起来了。二是制定某一方面整顿的中央文件。这类中央文件，通过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制定。采取召开专门会议，中央与地方、部门相结合的方法形成。所提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既体现了总体要求、吸收了已有经验，又从部门、地方以至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以中央决定或中央批示转发的方式，集中统一号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当时无政府主义猖獗，资产阶级派性横行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也是极为有效的。如著名的指导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指导钢铁整顿的13号文件，指导地方整顿的12号文件和16号文件，指导军队整顿的18号文件等。三是地区、企业或基层单位做出整顿的具体计划。在钢铁整顿中，大中型钢铁企业都由企业、企业所在省市、冶金部三方联合签署了完成生产任务的“保证书”。

邓小平亲自在“立章程”上下功夫。为部署铁路整顿、写好9号文件，邓小平在1975年1月28日、2月6日两次召见铁道部长万里后，又于2月11日（农历年初一）第三次召见万里，口授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文件起草出来后，邓小平又亲自审改。其中“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这段话，就是他审改时增写的。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看过初稿后提出修改意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他要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指出全文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稿子修改后，邓小平又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会前布置胡乔木准备毛主席和马、恩、列的有关论述，会上发表许多重要意见，并要求会后再作修改。邓小平不仅要用这个文件发动科技战线的群众，把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搞上去，还要用它来推动整个文化教育战线的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