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警惕西方学术话语的战略误导（2）

防范“战略诱导”任重道远

当前，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情结，即凡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理论、概念、体系，无论正确与否、前提条件是什么，总是很容易被接受、拥护乃至广泛传播。然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并用这些无厘头的指标去衡量、引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方向。

可以说，正是由于那些“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的误导，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处境，即只看表面的经济指标，而忽视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一味强调经济数量，还掩盖了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和所有权关系等更为关键的问题，使相关国家的经济在误入歧途乃至病入膏肓时，仍无法清晰认知自身面临的困境。

例如，在2011年中东剧变前，突尼斯、埃及先后发生政权更替。然而，直到政权动荡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上述两国评价却非常之高。2010年，在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指数中，突尼斯和埃及在非洲诸国中排名靠前；在2009—2010年“经济竞争力指数”中，突尼斯排第32位（领先于巴西和土耳其），埃及排名70位，领先于部分欧洲国家（如希腊）。而在2010年评估政府政策的“KOF全球指数”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分别高居12位和35位。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经济指标并未揭示出这些国家的真实困境。这种不能反映经济真相的概念指标，实际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无助于经济发展本身。

总之，西方国家的学术理论，尤其是涉及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经常用一套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繁复琐碎的学术论证，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不容辩驳的发展道路，最终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与西方大国捆绑，形成依附性关系。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借鉴西方理论必须学会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照单全收，坠入西方学术话语暗含的意识形态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