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被掩盖的能臣（3）

福州：当官不与民争利

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59岁了。在北宋，这种高龄还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顾养老，就是被贬外放，要么就是不被皇帝重视，曾巩也许属于后者。他自1069年外放越州以来，已在多州任职9年，以曾巩的文学名气和政治作为，皇帝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早就可以回京点翰林、当学士了。所以，同僚们都认为他怀才不遇，《宋史?曾巩传》对他的评价就是“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不过，曾巩并无怨言，依然兢兢业业。他在福州任职仅1年，时间虽然很短，政绩却不俗。

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地方官的待遇不错，除了正常的工资、津贴之外，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通过收取这些田地的租子来发放补助。福州没有“职田”，但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州上经营这块菜地得当，单算菜钱，州官们每年就能得到三四十万钱。

不过，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倒是卖不掉他们的菜了，收入大减。所以，州府的这个让官吏们富得流油的菜园子，成了老百姓“卖菜难”的祸根。曾巩了解到这一实情后，愤慨地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官员应该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怎么能与民争利呢？他立刻取消了这个“富官伤农”的菜园子，虽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块，但保障了菜农的利益，老百姓为之欢呼。

福州这地方还有一个怪现象，买官的少，买住持的多。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福州历来兴佛教、多寺庙。除了国家会拨付一定产业给寺庙外，许多百姓、富户，也纷纷给寺庙捐赠金钱、地产等，寺庙和尚因此比衙门官差还富。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破落户到处钻营，为捞一个当和尚的指标而费尽心机。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甚至都会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住持，搞得福州上上下下乌烟瘴气。曾巩断然决定采取措施，刹住这股歪风。

曾巩颇有超前意识，他知道，要杜绝住持买卖，唯有“直选”。他安排人分别前往各地寺庙，把和尚们聚在一处，通过他们的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然后把“直选”出来的住持层层上报州府，由州府发布聘任文书，一切都明着进行，从而堵住了后门。

以上只是曾巩从政的点滴，60岁之后，他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与那个时期许多更有名的士大夫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著。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当他任满离开时，竟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

然而，曾巩不像那些习惯于弄虚作假的政客，有一点泡子就吹嘘成气球那么大，甚至影子都没有的政绩也要瞎吹一番，欺上瞒下，拼命“打扮”自己。他对于自己的政绩从不张扬和炫耀。每次上书皇帝，他只说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其它只字不提。而这，恰恰成了曾巩的短处。由于他不擅宣传自我，加上他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变法的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曾巩于是一直无法以才干立朝，一辈子没有得到更好的机会施展抱负。后世的人们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他的卓越才干，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堪称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