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严格执行党内监督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就是认识论，从严就是方法论，治党就是目的，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格局和新境界，也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系统地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标志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框架逐步完善，也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在战略重点与实施战略方面谋篇布局的强大能力，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统筹治国理政的强大战略思维。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结合党内实际，实践创新新制度，严格的党内监督，要明确其全面性和不可替代性，形成长期有效的监督体系，打造好党内监督这把“利剑”。

一、做好党内监督规章  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时曾引用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名言，这种观点是与时俱进的社会进化史观，符合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变化的规律，成为后世实证主义论证变法顺应时代要求的最佳注解，也体现了“法治”的必然性，面对我们党内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

（一）实现新时期党的历史使命的迫切需要

加强党内监督，是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决定的，是着眼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我们党已经进入一个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迈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发展阶段，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了，到2020年我们又即将进入建党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能否在建党一百年进入全国的全面小康，这又是考验我们执政党能力水平的时刻。我们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增强“四个自我”，不断经受起“四大考验”，不断引领13亿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解决当前党内存在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

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已经抓大力度，已经在路上，也会永远在路上。从严治党是需要一个时间和空间逻辑性进展的，先是加强党建工作和反腐工作的宣传，这也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问题，然后是采取什么样的反腐手段，从治标开始，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最后要达到标本兼治。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角度出发，也反应出一段时期内，有的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十八大以来通过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一些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一些问题还可能再冒出来再反弹。形势发展需要把党内监督严起来、实起来，把已经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更加深入有效的解决，有效防范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

（三）总结提炼党内监督新实践新经验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仅让党内很多实用的好规矩重新立起来，又让党的建设中实践创新出一些好方法竖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红红脸、出出汗，照镜子正衣冠，八项规定和“两个责任”等这些好规矩找回来、立起来了。新华社记者到贵州采访时，有个老农就说了一句：当年的共产党又回来了！这是老百姓对我们当前党的工作的一种肯定。这些规矩都是在总结提炼、创新实践出来的新成果，不断深化了党内监督内涵，还丰富了党内监督形式。要将这些成果固化起来，提炼成党内的制度，成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让管党治党、从严治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二、发挥党内监督作用  构筑全面从严治党的“零禁区”

改革初期，我国社会的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开始转变，新旧体制开始转换，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漏洞，腐败现象一时就呈现出多发和蔓延的情况。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这在国内外发展史上是没有借鉴的经验可循。怎么解决腐败分子前赴后继的问题，如何从制度上源头上来遏制腐败，怎样才能使我们党的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甚至不必要腐败呢？这是需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作用。

（一）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

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就是要实现从严治党的全面化，全面性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加强党的建设不能只抓一个点或者一个面，而是要求全覆盖，无禁区无例外，无空白。再在全面的前提下加上从严的方法论，这就使得治党发生了巨大的效应。党内监督就要求监督所有党员干部，监督所有党组织。

（二）党内监督不能以信任替代

从严治党要把信任激励和严格监督结合起来，认清组织信任的感性认识和监督理性的作用。要形成“凡提必核”的用人机制，我们不仅要通过层层考察、反复筛选，把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担之以大任，还要严格地进行监督。要有“过站安检”意识，在实际生活中，进站必须接受安检，虽然绝大部分旅客都不会携带违禁品，如果安检漏掉一个违禁品，那么所带来的危害可就是很大了，不能因信任旅客就放任不管而自行通过安检。唐僧给三个徒弟都带上一个紧箍咒，正是有效地监督他们，让他们走的更远，能够取得真经。信任重用和监督约束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不构成矛盾体。在某种意义上讲，监督约束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正是信任重用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