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兵：八七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理论贡献

今年是八七会议召开90周年。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处于异常危急、面临严重困难和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为挽救革命事业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且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方针，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实现了党的组织和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因此，八七会议成为大革命失败转变到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标志。八七会议的相关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八七会议把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八七会议认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充分注意到了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土地革命是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进而打倒帝国主义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告全党党员书》中，八七会议高度地赞扬了湖南的土地革命。在《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提出了要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并公布土地政策为：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祠族庙宇等土地，把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同时要对农村的失业贫民进行救济，从而保证农民的正常生活。会议决议还指出要注意斗争策略，要求不要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以便使他们保持中立。会议认为，组织农民暴动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并强调中国革命现阶段土地问题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但土地问题最终目的是：实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八七会议还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决议中提出“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的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分”。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民，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越多，国民运动的规模就会越大，国民运动的胜利就会随之越来越巩固。会议决议中特别强调党要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要掌握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坚决地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而不能放弃对农民运动的指导，从而导致农民运动的无组织状况和失败。八七会议将土地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把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八七会议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途径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取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告全党党员书》中还对广东和湖南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和创立武装的农民军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行动进行了高度赞扬；而对当时忽视武装斗争与军队工作的做法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此前中央没有认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性，没有将散乱的工农武装变成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也没有打造一支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的计划，导致在敌人进攻面前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瞿秋白也指出，“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也指出农民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对农民的群众暴动进行坚决的革命指导。因此，《议决案》提出，中共在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发动秋收起义，并在极短时间内将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而在《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也强调要注意武装工人以及加强军事训练，从而保证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胜利为依据，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八七会议还对武装起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认真讨论。瞿秋白明确指出，必须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强调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鉴于此种认识，中央农民部于8月3日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也在会议上得到认可。这样，八七会议不仅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明确地把开展土地革命与进行武装斗争两者直接地结合起来，从而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导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起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独特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