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和平交往规律

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界。

据史书载，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从希腊越过爱琴海率军东进，沿古丝绸之路的南线侵入伊朗高原，继而挥师越过印度河。此后他不是继续南下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书上说，他随后认识到“他不是世界之主”，决定班师回朝[1]，转而采取东西方民族融合政策[2]。这是因为亚历山大知道得鱼不可忘筌，因地形陡峭，进印度不难，难在出来。而消耗大资源进了印度，若出不来那就只能当“南亚之王”，届时他丢掉则是他已征服的从希腊到伊朗高原的东方世界。但亚历山大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毕竟太晚了，其战线已拉得过长。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其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13世纪初，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在后来的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但当他打到印度河边时也停了下来。1222年9月15日晚，他约丘处机[3]深谈。史书上说两人谈养生，其实是在讲今后的战略方向。谈后成吉思汗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谈后，成吉思汗回到一千多年前亚历山大的思路，遂决定打道回府：回新疆，图中原[4]。

那么，为什么已打到印度河上游的两个战无不胜的帝王——亚历山大[5]和成吉思汗[6]——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半岛，却班师回朝而不是顺河而下，直捣黄龙？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他们都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如图

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史载：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镈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7]

此事发生在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间[8]。除了“天竺响震”浮功外，中国版图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的战果而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像张骞远征西域那样的大幅推进：在天竺国地，既没有出现中国的附属国，更没有出现朝廷策封的藩王。新旧《唐书》皆不为王玄策作传，其“不足为训”的深意不言而喻。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该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历时200余年，其统治范围最广时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带着吐蕃的军队将天竺国统一政权打碎后，印度陷入为时长达五百多年分裂的历史中，吐蕃王朝的边界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9]，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10]

但是，“和平规律”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说，如果有，与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其冲突的概率、规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对边界线的影响也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