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2）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二十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二十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

和自己在一起

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

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飚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飚车族。

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

三十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