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从整体观和风险观系统认识降成本（2）

高成本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降成本的关键是要降广义的制度性成本

资源错配的成本、养老的成本、资源的成本、环境的成本以及诚信缺失带来的成本等等，之所以会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扩大，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成本。前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成本，其实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今天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昨天没看到风险，制度没有有效跟进，风险没有及时化解，甚至风险还在衍生扩大。风险水平的整体上升，全社会的整体成本就会上升，微观主体的成本也就会水涨船高。

事实上，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全球经济及我国的经济也进入“风险经济”状态，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我们的制度变迁无疑是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这就会导致成本快速上升。

从定价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说的定价就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或者说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而现在的定价机制已经改变，是按照风险来定价的，或者说是以未来风险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也不是过去的历史成本，而是转化为风险成本。何以见得呢？学会计的人都知道，会计准则里面有八项减值准备，如坏账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存货减值准备，等等。也就是说，账面价值预期贬值，导致和实际价值不符的时候，就要计提减值准备计入成本。这个成本很显然不是过去的历史成本，而是按照风险来确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定价方式已经悄然改变了，我们要重新认识市场的定价机制。

按照历史成本定价与按照未来风险定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就不是以前那种所谓的供求规律——供大于求就会降价，供小于求就会涨价，而是供求双方的风险判断，风险上升，就会是涨价，风险下降，则会是降价。比如煤炭、钢材的产能是过剩的，政府正在推动去产能，结果去年下半年出现了煤炭、钢材价格大幅度上涨，这用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是无法解释的。是去产能，减少了产量，导致价格上涨，还是需求突然大增所致？这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这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供求双方对风险的判断。对风险的预期比实物交易行情更能决定价格的走势。风险预期改变了行为，行为改变了供求关系，从而改变了价格。从期货与现货价格的关联中不难发现这一点。再比如现阶段的资金是相对过剩的，但是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首先要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中小企业风险大，利率就要高，大企业风险低，利率就低。除此之外还有抵押，抵押要评估，担保还要有再担保，这就产生了交易费用，所以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就很高。

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来风险在定价的时候，风险水平全面上升，就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成本就都会提高。

上述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说老龄化的风险要企业承担，就是社保缴费，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还有环境污染的风险要内部化，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不能让企业去污染，而让政府来治理。社会领域的风险都在内部化，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社会诚信水平下降，信用风险普遍增高，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会由此而增加。

对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整个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了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

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那么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