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银泉：做好政治话语翻译 提升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中国如何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走向，将会引起全球更多关注。这要求我们必须做好政治话语翻译等工作。

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及政治运行机制的表象体现，是一国政府政策走向、治国理政及对外关系理念的晴雨表和指南针。政治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要素。故而，在加强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我们要善于使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来解读和传递中国关于外交和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中国自己的声音，促进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我们的期望存在一些差距，政治话语翻译难以理解与传播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局面，我们大多袭用西方话语，按西方话语标准来进行诠释、裁剪或取舍，以至于在国际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常常出现解释不一或误解误译的情况，影响了“中国声音”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中国特色话语表达常面临两种尴尬境地，一是过于中国化，二是在用英语表达时又丧失了中国特色，无法赢得世人理解和认可。

由此可见，加强我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做好政治话语翻译。中国政治话语的翻译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要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对接。为达到以上效果，政治话语的翻译策略至关重要。在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翻译过程中，结合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采取“以我为主”的策略，扩大以异化为主导的翻译方法，来表达中国文化特色词汇，展现中国思想、贡献中国智慧。简单地说，文化、思想和理念是我的，当然解释权应该在我，翻译权也应该在我。这种“以我为主”的对外传播策略不但理应成为政治话语翻译的题中之义，更有利于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打破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彻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

此外，在对外传播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充分重视强化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地位，传播中国文化思想和政治理念。作为一种地域变体式中国英语（Chinese variety of English），它在世界通用英语的基础上融合进了中国特有的表达，其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已得到中外语言学界的普遍肯定，它对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彰显我们的话语地位和话语主权，为此理应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载体。这种“以我为主”的对外传播策略正在逐渐取得成功。比如，近年来，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等打造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9个语种20个版本畅销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破50万册，还有权威解读当代中国核心话语的“中国关键词”以及国家级重大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等，都已经在此方向作出了成功的探索，使得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批“中国关键词”以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得以通过“以我为主”的翻译策略和中国英语的恰当运用，得以准确阐释中国理念、解读中国思想、中国政策和中国发展道路，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中国核心价值，既实现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对外话语实践创新的突破，也为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核心理念打开了窗口。

政治话语翻译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国际话语权、国际形象等方面的影响，以往的例证不在少数，有成功的，也有不太理想的。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然而，西方社会在解读“韬光养晦”一词时，或多或少都存在翻译不准确，甚至误解的现象。例如，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首次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在引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时，将“韬光养晦”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这些错误的译法和解读又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以此来攻击抹黑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反之，近年来，我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话语进行了“以我为主”的创造性翻译，分别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和“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均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以“新型大国关系”为例，中国摒弃了西方外交逻辑和语言传统习惯，创造性地将其翻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不仅实打实地解释清楚了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宗旨，重塑了中国概念中的“大国”形象，也回避了与冷战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superpowers）在全球争霸和分庭抗礼的外交和政治敏感性联想，同时也有效避免了西方世界可能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等负面言论对中国国际形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创造性译法在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主席访美时首次提出之后，很快获得了美方的逐步认同与接受。又如，“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不少西方媒体将其与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并大肆渲染这是中国大国争霸战略的体现。为此，我们最终确定的译文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尤其强调了“一带一路”是一种“倡议”（initiative）而不是一种“策略”（strategy），旨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一带一路”不是服务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也不是进行地缘战略博弈的筹码，而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Global Commons），是各国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蓝图，对沿线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均有益，这就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案。所以，在“全球治理”和“一带一路”推进进入到关键时刻，我们能否及时、有效地传递中国的声音，让海外大众听懂中国的观点，并进而影响他们，对掌控国际话语权、塑造国家形象、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