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波：国家公园理念的形成与演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最新定位和要求，意味着国家公园将会逐步取代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深化认识国家公园这一“舶来”理念的起源与演变，将有助于保证正在开展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沿着正确轨道运行。

国家公园是一个平衡保护与利用关系的产物

在后世关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创建的叙述和追溯中，总是流传着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色彩的“创世神话”：1870年9月19日晚，一群探险者围坐在美国怀俄明州黄石地区两条河流汇合处的篝火旁，从保护生态的利他视角，破天荒地提出了将这里整块地盘划出来设立国家公园的设想。其实，创建或持久地保护国家公园，并不是一个理性发展的过程，而是一场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政治斗争。最早提出设立黄石国家公园不仅是为了保护这里的自然美景，而且是发现了这些风景奇观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同时横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竣工也使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可能。美国国家公园建设其实也走过大量修建道路、旅馆和宿营地，开发旅游景点、吸引大量游客，猎杀野生动物，忽视当地原住民权益等过度开发的弯路，这些自然保护地也曾经沦为商业产品。实际上，在影响国家公园的所有争吵声中，持续时间最长且争论最为激烈的，就是如何在保护与利用之间划出界线。

在经历了对国家公园掠夺式开发的阶段后，美国国家公园组织法等相关立法和执法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保护与开发拉锯式的博弈，人们最终认识到国家公园内的美丽风景是生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不断增长的城市化倾向，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工薪阶层的住房、健康和普遍的福利，城市公园和户外游憩被视为对抗贫民窟、堕落、疾病和绝望情绪的有效手段。所以，国家公园是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回归大自然的渴求日益旺盛，在保护为主、兼顾利用的原则下创设的一种自然保护地类型。

另外，创建国家公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一个民族国家要把不同的民族团结在一起，有必要培育和鼓励社会性的社会建构，以便让人民共建共享，产生认同感，并把全国“黏合”在一起。这些社会建构包括民族英雄、神话、偶像、庆典、纪念物、艺术（如文学、绘画、电影）、饮食、习俗以及传统。

美国内战结束以后，发展前途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全体国民也信心十足，进入美国的黄金时代。随着疆域的拓展，西部发现的这些自然奇景正好弥补了美国的缺陷，即该国缺乏古老城池、贵族传统，以及旧世界成就中其他类似遗留物方面的遗憾。早期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洲后，语言文字是欧洲带来的，宗教信仰是欧洲带来的，境内又没有历史悠久的城市，唯一与欧洲不同的就是西部地区发现的自然美景，而这正是强化美国国家意识的重要依托。所以，国家公园理念向前演进，它所满足的文化需求远远超过环境需求。寻求独特的民族身份，而非所谓“石头的权利”，才是隐含在景观保护后面最原始的推动力。自然吸引物，包括国家公园也履行着民族身份、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成就象征的功能。可以说，美国率先建立国家公园，不仅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适度发展旅游业，更是为了在这个新兴国家强化来自世界各地移民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增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

国家公园是一个被建构的“神圣”目的地

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改变不了人是自然之子这一事实。况且自人类诞生以来，90%以上的时间都是居住在山林中靠采摘野果和狩猎过活，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人工环境里、几乎与自然界隔离开来的状况只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逊认为，人类有种内在的需求，就是想要亲近自然——他把这种需求称为“亲自然情结”。他举例说，对不同文化的研究调查表明，人类天生喜欢开阔的视野，绿茵茵的草原，点缀着树木、池塘、无边无际的田野。威尔逊认为，这种原始的人类诞生之初的认同感还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是我们“亲自然情结”在基因上留下的烙印。

工业文明时代为了满足人们的“亲自然情结”，必须通过选择一套可以视作社会或文化意义的符号学“旅游语言”，而国家公园之类的目的地就是被“建构”为以某种方式远离日常生活的空间。国家公园的社会及文化嵌入向旅游者提供了一个逃离日常生活环境的时空感。公园的社会与文化建构以及它所展示的东西，强化了当代社会中旅游的重要性，同时也定义了这种现象自身，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创建了一个“表征循环”，其中可以找到逃离与寻求意义的两个方向。因此，国家公园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个逐渐被认可的“神圣”目的地。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国家公园日益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多种厚望，在这里可以实现短时间回归自然、抚慰心灵的期盼。

国家公园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

国家公园的概念起源于美国，一是美国建国以后独特的荒野经历塑造了一种对自然的鉴赏观，二是国家意识确保了国家公园的公有性而非私有性，三是拥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可供建设国家公园，四是财力雄厚足以负担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昂贵开支。可以说，这一概念的产生是美国人独特的荒野经历以及富裕的国情和幅员辽阔的国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然而，当这一概念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时，它并不只是被简单地复制；相反，它演化出多种形式，以适应不同的自然、政治和社会环境。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筹划创建国家公园时，各地的本土文化和外国的先例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美国人之所以要保护荒野，从小视野来看是要保护荒野的多重价值，从大视野来看是要平衡文明与荒野的关系，破解文明过度扩张、压缩荒野空间的问题。国家公园这一概念在向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传播时被迅速接纳，因为他们都是迅速扩张的边疆社会，使用共同的语言，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但在欧洲传播过程中，由于欧洲大部分土地为私人所有、购买土地的成本极其高昂，加上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来定义它们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旅游感召力，所以欧洲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才逐步建立了国家公园。苏联虽然建立了很多自然保护区，但直到1983年才在经济重建的政策指导下，被指定为国家公园。总之，国家公园理念形成以后受到世人推崇。但是，这一概念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和拓展时，就像国家公园向来一直保护的景观、环境和价值一样，每时每刻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

因此，“国家公园”是一个逐步演变的概念。在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时既要遵循国际惯例，借鉴国外经验，更要体现中国特色，使之真正成为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