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3）

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为研究资源配置确立了基本范式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两只手”。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是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只能履行“守夜人”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市场自由竞争。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虽然指出市场有可能在某一时间偏离均衡状态，但同时又说价格机制会让经济恢复均衡，无需政府干预。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了一场大论战。1908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内论证了全部经济资源归公共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合理性。俄国十月革命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最终是否符合需求，也无法计算某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合乎经济原则。米塞斯的观点，得到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等学者的极力推崇。

1936年，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撰文论证，通过“模拟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一时期，凯恩斯针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单靠市场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主张国家干预经济。1949年，萨缪尔森对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进行了综合，得出的结论是：若一国经济未实现充分就业，就适用凯恩斯理论；若已实现充分就业，国家不应对经济进行干预。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后，又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靠价格机制不能实现市场出清，政府应通过经济政策修复市场机制。

从中国的实践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模式，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开始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探索。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伴随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说明关于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这一改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并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思想，对我们研究资源配置有三点启示：

第一，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与社会制度无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第二，市场并非万能，在有些领域市场可能失灵。正是由于市场会失灵，我们不仅要研究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也要研究市场失灵。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失灵，但认为只在三种情况下才会失灵：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二是经济活动有外部性；三是在公共品与公共服务领域。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市场其实还有一种失灵，那就是市场分配容易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形成两极分化，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政府应该加以调控。

第三，政府也并非万能，政府管理经济也可能失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强调“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明确了政府作用的原则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