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家书发展之路历史与亲情的交响（2）

回眸家书发展之路

家书是家人亲友之间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文字，分广义、狭义：广义家书泛指所有私人之间的通信，狭义家书仅指亲人之间的通信。

家书的历史十分悠久，当两个人或群体离开了一定的距离，就产生了传递信息和情感的需求，像人类文明早期的口信、结绳通信、符号通信、树叶通信、击鼓通信、烽火通信等，应该就是家书的早期形态。文字产生以后，世界各地出现了泥板家书、简牍家书、绢帛家书、布质家书、羊皮纸家书、纸质家书等各种载体的文字书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文字书信以其内容的丰富性、传递的便捷性、保存的可靠性，成为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绵延数千年，为人际交往增添了辽阔深远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为记录人类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原始档案。直至今日，打开一封家书，追寻作者的思绪，如同穿行在历史的隧道中，时时能够感受作者情感的温度，引起我们的共鸣。

“黑夫”和“惊”的木牍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实物家书，也是最早的实物书信，在书信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关于书信的记载，都是文献，比如《左传》中的郑子家《告赵宣子书》，《战国策》中的范雎《献秦昭王书》，《史记》中的鲁仲连《遗燕将书》、乐毅《报燕惠王书》、李斯《谏逐客书》等，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先秦时期的书信虽多为公函，但家书逐渐从书信中分离出来，演化成家人亲友之间一种独具特色的交流方式。

两汉时期的著名家书有刘邦《手敕太子文》、刘向《诫子歆书》、杜泰姬《诫诸女及妇书》、秦嘉《与妻徐淑书》、徐淑《答夫秦嘉书》《为誓书与兄弟》、司马迁《报任安书》、马援《诫侄子马严、马敦书》、郑玄《致子郑益恩书》等。值得关注的是，东汉著名学者马融写给窦伯向的书信，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艺文类聚》卷三十一）可见，至迟到东汉时期，纸质书信已经广泛使用了，而且是后代通行的八行纸。可惜马融的这封书信实物没有保存下来，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书信是距今1700多年前的《平复帖》，是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陆机向友人问候疾病的一封书信，草书9行，共84字，也是传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历代递藏有序，民国年间由大收藏家张伯驹以重金购得，1956年捐献给国家，现藏故宫博物院。

魏晋以来，书信的格式基本定型，而且出现了教人写信的书仪，直至隋唐，书仪在敦煌遗书中大量发现。这一时期的家书，像诸葛亮《诫子书》、曹操《诫子植书》、王修《诫子书》、羊枯《诫子书》、杜预《与子耽书》等，内容多为告诫劝勉子弟如何修身做人，是中国家训史上的名篇。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论政、论学、反映社会风貌的友朋书信，像曹丕的《与吴质书》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均为反映当时社会风习与朋友亲情的典范之作。前者文辞优美，情感真挚；后者洋洋1800余言，引经据典，笔锋犀利，把作者不慕官位、疏远荣华、拒绝流俗、顺意率真、安静恬淡、追求“无为”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封书信也成为研究“竹林七贤”的重要文献。

历经唐、宋、元、明、清，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剧烈的变化，家书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同时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家书进入文人的文集，各个时代名篇佳作迭出，像唐代卢氏的《训子崔元玮书》、李华的《与弟莒书》，北宋欧阳修的《与十二侄》、司马光《与侄书》、黄庭坚的《与四弟书》，明代李应升的《戒子书》、周怡的《勉谕儿辈》等。到了清代，家书遗存则更为丰富，如纪晓岚、郑燮、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等名人的家书，徽商、晋商的家书，闽粤侨批（即华侨家书），乃至普通人的家书，使后人在触摸清人内心世界和情感脉搏的同时，打开了清朝社会历史的另一扇窗口。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家书凝结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近代邮政的引进，使更多的人拥有了传递家书的可能，收递家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家书的内容更加丰富，除应酬交游唱和外，不乏表露心迹和记载史事之作，史料价值较高。像《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已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在阅读市场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