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基本思路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持续健康发展”，再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由“数量追赶”转为“质量追赶”。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理应发挥引领作用、率先示范，为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北京经验”。

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必然与基本要求

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动态的相对概念，而是发展阶段的变化，是由工业化社会发展到后工业化社会的必然选择。工业化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是通过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的大规模追加投入，带来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世界最多的人口、世界第三的面积，借助体制改革换发的巨大活力和开放引来的大量资本，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难以摆脱“有效期”的宿命。当劳动力增长出现刘易斯拐点、土地投入达到极限、资源环境难以承载、供给结构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时，这种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2011年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年均25%左右下滑至近年的7%左右，传统产业产能明显过剩，资本边际效率明显下降；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速由15%左右下降到10%以下，但2017年境外购物消费则达到2000亿美元。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现已连续六年持续下滑，减少总量达到2500万人。这些关键数据的变化充分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依赖要素驱动的高速度阶段已经结束，依赖创新驱动的高质量阶段已经到来。 北京作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均走在全国前列，由于集多种功能于一身，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率先遭遇瓶颈。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明确指出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是“四个中心”，要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必须彻底告别以往聚集资源求增长的发展模式，义无反顾地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理解应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高质量”，二是“发展阶段”。何谓高质量？理论界和管理界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界定。通用解释认为，“高质量”是一个比较概念，是指“优秀的产品或工作”。在微观层面，主要是指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詹姆斯 L. 亚当斯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行了探讨，即产品的性能达到最佳，同时成本降到最低，具有无可挑剔的适合度——符合人体结构、契合文化背景、适合环境条件，从技术性到实用性再到美感，产品变得优雅成熟，能激发顾客购买产品的意愿。在宏观层面，主要指国民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核心是具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高质量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理念，以及各国的国情不断变化的。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何谓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经济学意义看，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发展方式、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动力结构、统计体系、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等一系列的变化，是一个新系统的重构过程。其核心是“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动力结构”的明显改变。发达国家普遍于20世纪80年代后，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速度上表现为由高速向中速的转变（对中国来说，即GDP增速从年均9%调整为6%），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在需求结构上表现为由耐用品和住行消费为主向住行和服务消费为主的转变，在动力结构上表现为由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数量追加向要素的质量和结构提升（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转变。

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抓好当前经济工作的“牛鼻子”。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并进一步形成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本遵循。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还应体现产品和服务的高端、高效、高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做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8项重点工作。这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在创新方面，可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康奈尔大学等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所使用的指标体系。2018年，该指标体系除了采用传统的研发投入强度、专利数量和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等指标外，还通过增加评估制度和政策、基础设施、商业和市场的成熟度以及人力技能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广泛的经济创新能力。在协调方面，应以城乡、区域的均衡发展为主要衡量因素，将城乡和区域间的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公共资源（教育、医疗等）的差距，产业合作的紧密程度等作为重要指标。在绿色方面，应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核心。2016年，国家出台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7个方面构建的指标体系，可直接作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标准。在开放方面，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和平共处为目标。以WTO对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衡量主要经济体外资限制指数为参照，重点从结构上而非数量上，对贸易、投资、技术、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进行衡量。在共享方面，应以便利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为追求，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期望寿命、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调查失业率、食品安全情况等衡量共享发展水平。

北京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与着力点

北京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众多先天优势。2017年，北京经济总量在大城市中位居第二，人均GDP位居全国第一。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占比超过80%，遥遥领先于全国，且生产性服务业达2/3；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明显加快。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服务性消费逐渐超越商品性消费，电子商务、新零售等快速发展。国家级创新园区、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端人才等创新资源的拥有量独一无二。作为六朝古都，北京是人类文明的东方之源，多元、包容、开放、创新已凝结为北京的城市品质。北京新总规将首都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和制度保障。

但与发达国家和先进城市相比，北京依然存在不少差距。如，人均GDP与OECD的35个国家相比，北京处于倒数第6～7的位置，按小时GDP比较，北京排倒数第一；劳动生产率方面，北京的一产相当于美国的1/15，二产和三产都相当于美国的1/4；平均受教育年限北京是11.6年，低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13年的水平；创新投入较高，但创新产出效率低，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差距巨大；营商环境方面，2018年北京与上海综合排在190个经济体的第78位；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北京排在第28位，与东欧国家相当；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在450个城市中，北京排在119位，而生活成本排在第11位。

以减量发展为先决条件和倒逼机制。经过聚集资源求增长，当前北京追求高质量发展几乎没有了空间余地，必须先做减法。减量发展是现阶段北京发展的特征，是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减量发展就是以“减用地存量、减人口增量、减资源消耗”为着力点，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实现产业的腾笼换鸟、转型升级、高端高效提供空间和条件。同时，减量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百姓收益的相应损失和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生活成本的上升，这就倒逼政府转变只重产值和税收的观念，强化质量提升意识和成本管控意识，实施政策的“精准滴灌”。

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和唯一出路。创新发展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创新，前提是制度创新。要发挥政府优势，不断完善有利于科学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环境、符合创新规律的生态系统。在体制机制方面，尽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合作的创新模式，注重技术研发与基础研究协同推进，切实解决科研激励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以协同发展为必要条件和发展目的。企业搬迁的距离越近成本越低、人员阻力越小。但北京企业无论主动转移还是被动疏解，并非首选天津与河北，去往广东、江苏、山东的更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北京周边的产业配套、人才储备、营商环境等与北京落差较大。由于京津冀三地没有形成产业生态系统，影响了北京创新资源的辐射力和带动力，阻碍了“北京总部+周边基地”的合作模式，制约了河北的发展。因此，要着力推动京津冀区域形成一个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统一融合的市场体系，打造协同创新的共同体，真正在区域层面上贯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以开放发展为外部动能和合作手段。2017年底，国务院批复《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为北京深化服务业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以占地区生产总值80%的服务业作为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引入国外的先进理念、管理经验、高端技术及竞争机制，为推动北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通过金融、电信等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促进多边合作共赢。

（作者：赵莉，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委党校研究基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