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成为南南合作的知识引领者

40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的实施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奠定基础，从那以后南南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从最初的科技与经济合作，到今天涵盖基础设施、能源、环境、中小企业、社会发展与卫生教育等多领域。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新世纪以来，南南合作在数量、质量及地理范围覆盖面上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05-2012年间，在官方发展援助额减少一半的情况下，南方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数额却由2000年的19%增加至2014年的37%。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出现了大幅增长，由2005年的2.2%增加到2013年的10.7%。

除了量的积累，南南合作所包含的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1955年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南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团结，不断走向具有实际意义的投资、贸易、社会文化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全方位的发展合作，已经超越了南北关系中以援助为基础的“援助国-被援助国”的二元架构。南南合作提供国与伙伴国之间相似的发展经验、平等的合作关系、务实的合作方式以及长期以来坚持的相互尊重主权、倡导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为南南合作释放了很大的优势。南南合作在国际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中国是南南合作最大的提供者，也是南南合作积极的参与者。过去40年来，中国一直在联合国倡导的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工作。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上提出，南南合作应该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契机，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宽领域上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倡导成立的一系列发展平台，如金砖五国发展银行、中非合作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在南南合作理念的指导下，为促进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重要努力。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对南南合作从理念到实际的升华。这表明，中国已经由南南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与倡导者，逐渐成为了南南合作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中国在从事国际发展合作实践过程中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国家资本主义论及债务陷阱论等一系列诋毁中国的声音不绝入耳，对中国顺利开展南南合作带来困扰和挑战。如何消除误解、建立共识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及实践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纵观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与南南合作的研究，存在国外多于国内、误解多于实际的情况。笔者认为，要消除误解，实现更有效的国际对话、达成共识，急需解决如何系统的报告与评价中国南南合作实践的问题。尽管联合国系统对南南合作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刻，但国际社会关于南南合作完整的知识体系还相对缺乏，南南合作的话语还远远落后于南南合作实践。西方学者主导生产的发展知识体系关于南南合作的解释经常处于偏离现实的想象之中，充满了西方中心论和冷战思想，且数据来源多元，并不能真实反映南南合作的实际情况。因此，建立以事实为基础，以数据为依据的南南合作报告与评价框架是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国南南合作实践误解的第一步。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关于南南合作报告与评价标准的讨论，分享中国在南南合作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为构建既保持南南合作多元化、灵活性的特色优势，又能系统性展示全球南南合作成就和贡献的一致性的南南合作概念和话语贡献力量。同时，投入精力建设中国南南合作数据库，定期发布中国南南合作报告白皮书。南南合作内容包括中国对外援助、中国与南南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及进出口贸易额及其他形式的发展融资数额。数据库可以详细到项目、部门、区域及全球层次，其目标是成为国际上中国南南合作的最权威数据库。

其次，要建立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监测与评估框架，对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效果进行评价。鼓励中国智库和学者参与关于全球层次南南合作监测与评估框架的讨论，提供中国南南合作在项目层次、部门层次和区域层次的相关信息。目标是寻求成功案例和最佳实践，分享中国经验。

再次，要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创造的平台，与联合国贸发会、联合国驻华代表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及各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机构、多边机构、慈善基金会等合作，在数据搜集能力和指标开发方面保持交流，分享经验，加强国内数据库挖掘和人才能力建设。同时，还要与伙伴国相关统计部门合作，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减少数据分歧和差异。

总之，联合国2030发展议程的推动实施为多边对话和全球统一的监测与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机遇，中国应抓住机遇，不仅成为南南合作实践的领导者，也应成为重塑南南合作话语，构建南南合作知识的引领者。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南南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民众对对外发展合作资金的问责和透明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对项目实施方的监测和评估的力度也会随着援助资金的加大变得迫切，这些都会促使中国为提供更可靠的信息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