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新时代呼唤加快建设海洋大国

201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我们向英雄的人民海军致敬，缅怀所有为捍卫祖国海疆而英勇献身的中华优秀儿女！70年历经沧海横流，70年与党风雨同舟，70年从不畏惧对手。1200多次大大小小的作战，海军威名在血与火中铸就。面向未来，人民海军将以更强大的实力固守祖国的万里碧海，为加快建设海洋大国提供坚强的力量支撑。

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就指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历史与现实警示我们，在这个71%被海水覆盖的星球上，所有大国的兴衰都取决于海上。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当选为英国首相后，还经常身着海军的制服；每当世界危机来临时，美国总统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在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上，点缀着数十个港口城市和经济特区。从古代开始，中国就有“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的海洋战略和“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海洋意识。现在，海洋仍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第二疆土”和“蓝色粮仓”。今天，我们经略海洋、向海洋进军，既要开发海洋经济，更要向海图强，扩大海洋战略，加快建设海洋大国。

曾经的海洋帝国

虽然华夏文明多以土地为尊，统治者更是以夺城掠地为荣，但中华民族也有悠久的航海历史。公元前219年，秦方士徐巿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童男童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驶向东海，为秦始皇寻找仙人和长生仙药，可以算作是一次有组织的海上拓展与探求，但后来结果如何，史上无记载；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直通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妈祖海洋文化在千年航海通商史中不断传承升华，成为连接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唐初，刘仁轨将军指挥唐朝水军的170艘战船和13000兵力，与来袭的日本水军1000余艘战船和42000人，在白村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展开殊死决战。尽管史书上只记录“烟焰灼天，海水皆赤”八个字，却足见这是一场凄烈无比的海战，日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役，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千百年来，中华先民深耕大海、扬帆远航，创造了延绵不息的中华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人讲述“盛唐气象”时，自然绕不过海洋贸易的兴盛。初唐就设立了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的专门机构。“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的一条“夷道”，就是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到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0多公里。时至宋元，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更是一派繁荣。

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惊艳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大船可载1000人，其中水手600人，兵士400人……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大船不仅能够承载数百人以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给养，还可以养猪、酿酒，丰富船员的供给保障。

正是伴随日益繁荣的海上贸易，南宋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上水师。这支舰队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的船，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同时，船上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装备有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火器，而此时此刻的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

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金军钻进南宋水师的伏击圈，一触即溃，仓皇北逃。就在金军准备在镇江渡过长江时，韩世忠将军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其退路，双方在焦山寺外的江面上激战40天。最终，南宋8000水师将10万金军围在南京东北的“黄天荡”激战。爱国将领韩世忠拒绝了金军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请求，金军只好用40天时间掘开老鹳河古道，狼狈逃回北方。1161年10月，南宋将领李宝率水师3千、战船120艘，在山东黄岛与金朝皇帝完颜亮指挥的7万水师、600余艘战船展开世界海军史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不仅战胜了20多倍于己的金军水师，还俘虏了舰队副统帅完颜家奴。一个月后，又战胜了由完颜亮亲自指挥的金军舰队。自此，金军再也无力南下进犯南宋了。一支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南宋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频繁往来于黄海、东海、南海，甚至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一直是西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

在《元史新编》中，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写道：“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元朝高度重视沟通陆地和海洋，将世界连成一体，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并给予“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从而掌握了真正的海洋权。元朝强盛的海上事业，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入《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

明朝之初，由于沿海地区屡遭盗寇袭扰，明太祖朱元璋实行“禁海”政策，严格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海外的商贸往来。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取得政权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海洋开放政策，取消“海禁”政策，打开国门，面向海洋，不仅鼓励私人海上贸易，还以国家名义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在他统治期间，明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史称“永乐盛世”。特别是将世界各地农产品运回祖国，玉米、花生、红薯、番茄、黄瓜、大蒜等，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1405年7月—1433年4月间，受明成祖委派，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每次出海的船只200多艘，随员总计10万多人，先后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王室和大小首领以及佛教寺院馈赠各色丝绸、瓷器、衣物、金银铜铁器皿等物，传播历法、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医药技术、航海和造船技术等。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建造寺庙的砖瓦、琉璃等都是郑和船队运来的。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七次大规模的航海，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掠夺别国一丝财产，没有在别国派驻一兵一卒，更没有轻易用兵，严格执行了永乐皇帝相互尊重、共享太平的外交方针。

1433年4月，在海外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印度海滨城市卡里卡特）。这次远航，是中国控制南海辉煌的顶峰，也是退缩与没落的开端。这年8月，明宣宗朱瞻基敕令漳州卫“严通番之禁”，重新回到朱元璋的海禁政策上。明朝廷的海洋政策急剧逆转，从此将制海权拱手相让。1474年，反对郑和远洋的强硬派人物刘大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担心后来的皇帝恢复明成祖的海洋开放政策，就下令把郑和的航海档案《郑和出使水程》烧毁。从此，人们再也无法知道郑和七下西洋的详情了。明王朝再也没有派船远洋航行，一艘艘海船废弃在寂寥的港湾里，任凭风浪啄噬，悄无声息地腐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