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读书传统不能丢

建设学习大国，在当下中国尤其是在领导干部当中掀起了一股热潮。然而，要保持这股热潮持续长久下去，领导干部就不能抛弃自己读书人的身份。

读书人应该是一个领导干部一生不能抛弃的重要身份

古代的士大夫，许多来自于读书人。现在的领导干部，也基本上都来自于读书人。读书人应该是一个领导干部一生不能抛弃的重要身份。

古代的读书人自称儒生，读书人从政做官，就称为“士大夫”。《周礼·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荀子·荣辱》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可见，士大夫是指担任政府官员的文人学者，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储备以作将来出任官员的士人。换句话说，只有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做了官而不读书的不算作士大夫，历史上那些没有学问的官老爷为士大夫所不耻，尤其是在重文轻武的时代。

虽然在清末，“士大夫”这个词成为了历史，但是，这只是意味着士大夫对知识、文化、学问的垄断被打破，领导干部实质上就相当于古代的士大夫，士大夫精神依然可以在现代领导干部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领导干部同时也应该是读书人或者说文化人。

然而，领导干部同时兼有读书人身份这一点却被很多人所忽略。很多领导干部缺乏读书人身份意识，甚至将自己和读书人对立起来。有的总是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读书，将为政和读书割裂开来。这些思想观念不仅影响领导干部自身的成长，也对社会读书风气不利。

古代的士大夫官员无不以读书人这个身份为荣耀

古代的读书人被称为“士”，后来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儒生”或“儒士”，就是特指遵奉儒家学说的读书人，以“儒”为姓，以儒为标签、自许。科举时代，只有中了举人、具备了做官从政资格的读书人，才有资格称儒生。它不仅标明出身正途的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换言之，古代的士大夫官员无不以读书人这个身份为荣耀。《红楼梦》里薛宝钗以自己家是读书人家为傲，书香门第成为受人尊重的对象。

古代大多数士大夫不会忘记自己的读书人身份，他们不仅自己白天做官，晚上读书，还要求家人子弟坚持读书，他们的家训中，要求子弟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者比比皆是。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倡导，文人士大夫多年的读书习惯使然，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宋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宋真宗“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明成祖看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于是编成《永乐大典》，以至于明代官员以淘书、刻书为乐。另一方面，是由于读书人骨子里那种“士志于道”的信念。《论语·里仁》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古代读书人的一个重要特质，便是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古代士大夫官员不会轻易舍弃自己的读书人身份，以保持他们在文化上拥有的权威。他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享受者，乐在其中。

后来文章被抬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出现了一种“文以载道”的观念，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主张，而是士人这个阶层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

古代读书人的一个重要特质，便是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思考的是国家的走向，是文化的传承。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因而，历史上不少读书人为了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如西汉时儒生辕固，为了捍卫儒家学说，对窦太后倡导的黄老之道公开排斥，差点被喂了野猪；董仲舒首倡“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唐代韩愈为辟佛，引起一场大风波，差点丧命；朱元璋要将孟子从孔庙中搬出来，取消其配享资格，刑部尚书钱唐顶着金吾卫射向他的箭，毫无畏惧直往大殿上闯，迫使朱元璋恢复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其他读书人也一样坚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或道统，矢志不渝。又有多少士大夫为了国家和民生，抱着满腔的热忱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以实现其修齐治平的理想。

直至清末的《学务纲要》还强调：“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虽然其中强调的内容已然过时，但这种意识或理念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仍然值得借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志于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之道，又要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道统，才能做到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如果党员领导干部不做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弘道者，那就失却了根本，乱了心性。

（作者为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