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现代变奏

唐代文豪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文中起句即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宋代文豪苏轼也曾赞叹：“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皆是。”韩愈郡望河北昌黎，曾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慰乱军，平息镇州之乱；苏轼祖籍河北栾城，曾主政定州，在那里整顿军纪、减免赋税、开仓赈粮、鼓励农桑。唐宋这两位大文豪虽然并未在燕赵大地久居，但他们对河北都很有感情，对燕赵风韵概括得极为准确。

自从韩愈以“感慨悲歌”定义燕赵文化以来，由“感慨悲歌”演变而来的“慷慨悲歌”便成为燕赵文化的主旋律。自古至今，燕赵大地英雄辈出，燕赵儿女慷慨侠义，谱写了一曲曲高亢激昂、响彻云霄的悲歌、壮歌、浩歌、凯歌。在河北这块热土上，慷慨悲歌的传统旋律中融入了现代变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气势磅礴的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燕赵文化的主导。“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如今的燕赵文化，可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崭新面貌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慷慨悲歌的传统旋律

燕赵乃河北别称。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北部为燕国，都城在今天的保定易县东南部一带；河北南部为赵国，都城在今天的邯郸、邢台一带；其间还夹着一个小小的古中山国，都城在今天的石家庄一带。古代的燕赵两国实际控制区域不仅仅是今天的河北，还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辽宁、山西以及河南北部、内蒙古南部等，但河北是主体。故以燕赵指称河北非常恰当，曾同属燕赵的京、津、晋、辽等地并无异议。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司马迁用“悲歌慷慨”之意，原本是贬斥那些市井无赖，发泄悲愤的狂歌。韩愈不肯使用司马迁贬斥无赖的词语来反映燕赵风韵，便创造了一个词语——“感慨悲歌”，不料后人最终还是选用了“慷慨悲歌”一词，但其词意已经转贬为褒。虽然司马迁对春秋战国时期燕赵之地的民风民俗不尽认同，但慷慨悲歌早已成为燕赵之地的主旋律却是不争的事实。

燕赵同属战国七雄，但是是七雄中最弱的国家，西有虎狼之秦，东有富强之齐，南有凶悍之魏，北有游牧民族，处于强敌环伺的境地。因此，燕赵之地狼烟滚滚、战乱不已。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磨砺出了燕赵人慷慨悲歌的血性。秦赵两国长平之战，赵国主帅赵括被乱箭射死，40万赵国降卒被秦将白起全部坑杀。赵军精锐损失殆尽两年后，赵国老将廉颇率领老人和小孩固守邯郸，同仇敌忾、誓死血战，拒强秦于城下。秦灭赵国之后，燕国也面临覆亡的命运。燕太子丹不甘心屈从于命运，派荆轲刺杀秦王。于是，易水河畔上演了慷慨悲歌之千古绝唱——太子丹及宾客全都一身缟素为荆轲壮行，北风呼啸，易水寒彻，高渐离为荆轲击筑，荆轲则和着节拍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苍凉凄婉，送行者泪流满面。歌罢，荆轲毅然踏上赴死之路。

春秋战国以降，慷慨悲歌的旋律在燕赵大地不绝于耳，不知有多少燕赵豪杰“问义不惧死，慷慨赴国难”。东晋时期，为恢复汉家河山，刘琨和祖逖闻鸡起舞、枕戈待旦、中流击楫；南宋末年，张世杰先后拥立南宋二帝，誓不降元，随幼帝在崖山死战；明朝末年，江阴典史阎应元率6万义民面对24万清军铁骑，困守孤城81天，被俘后死不屈服……

可以说，慷慨悲歌彻底融入了燕赵儿女的血脉，演变成燕赵人的“地域性格”，幻化为燕赵文化最浓郁的色调。

激情燃烧的红色旋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在民族危亡的大变局下，燕赵大地饱经侵略者的蹂躏，历经内忧外患、战火离乱。然而，英雄的河北人民不屈不挠，反抗侵略和奴役的斗争风起云涌。

进入20世纪，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曙光；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燕赵儿女的骄傲、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爱国志士之一。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李大钊，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大批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他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于4月28日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李大钊的壮烈牺牲激励千千万万燕赵儿女踏着他的足迹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唱响了河北大地激情燃烧的红色旋律。

1922年10月，共产党员王尽美、邓培等人指挥开滦五矿工人进行反帝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北方最著名的罢工，在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23年8月，弓仲韬等人组建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支，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敌后抗战的最前沿，是中国全面抗战后创建的第一个，也是华北范围最大、人口最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曾被毛泽东亲笔授予“模范抗日根据地”光荣称号。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燕赵大地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英雄模范人物。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勇猛顽强、屡建战功，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狼牙山五壮士弹尽粮绝之后纵身跳下悬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抗日小英雄”王璞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刺刀昂首挺胸、宁死不屈；平山县下盘松村妇救会主任戎冠秀不仅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参加八路军，而且积极带头为子弟兵做军鞋、组织妇女救治负伤的八路军战士，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冉庄人民在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展开机动灵活的地道战，在世界战争史上书写了人民战争的“神话”；雁翎队在淀泊相连、苇壕纵横的白洋淀上，神出鬼没、出奇制胜，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500多名平山籍优秀青年组建的平山团屡屡重创日军，为保卫晋察冀边区作出了卓越贡献，聂荣臻司令员嘉奖平山团，称它为“太行山铁的子弟兵”。

革命战争年代激情燃烧的红色旋律，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积淀在燕赵文化的最深处，与慷慨悲歌融为一体，在一代又一代燕赵儿女身上传承。

追梦圆梦的磅礴旋律

新中国成立后，燕赵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遵化县西铺村诞生了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社，改变了家乡世代贫困的面貌，这种“穷棒子精神”被毛泽东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共和国的功臣”。20世纪60年代，遵化县沙石峪村人民人穷志不穷，在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硬是肩挑臂挎，从石头缝里取土，在青石板上造田，创建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世界奇迹，被周恩来赞誉为“北方农业的一面旗帜”。20世纪70年代，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瞬间被夷成一片废墟，24万多鲜活的生命葬身瓦砾之中；地震发生后，唐山人民迅速展开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斗争，在同地震灾害斗争的过程中，铸就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伟大抗震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投身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追梦圆梦伟大实践。1983年，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提出和推广“满负荷工作法”，两年就完成了三年的任务量，登上了《人民日报》和各大媒体的头条，成为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人物。1984年，马胜利毛遂自荐承包石家庄造纸厂，率先在国有企业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制度，并推出改革“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使造纸厂迅速扭亏为盈，新华社播发了关于马胜利勇于改革创新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马承包”一时间享誉全国。就在张兴让、马胜利他们轰轰烈烈搞改革的时候，1983年，一位农大教师和他的妻子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离开大学校园走进太行山，这一去就是30多年。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农业大学原教授李保国。30多年来，李保国长期在太行山从事山区开发治理和经济林栽培技术研究，他创建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被认为是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他因为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而备受爱戴，被村民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在河北塞罕坝林场，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听从党的召唤，始终牢记修复生态、保护生态的历史使命，把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鸟的乐园”，用心血、汗水和生命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从来都是真实的、鲜活的，它跳动于人身上，镌刻在人心里。燕赵文化，就是集合了慷慨悲歌的传统旋律、激情燃烧的红色旋律、追梦圆梦的磅礴旋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响彻寰宇的一部雄壮、激越的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