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座公园是怎样诞生的

北京第一座公园是怎样诞生的

现代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1872年-1964年),在上世纪前半叶波谲云诡的动荡政局中,留下了不同凡响的人生履历,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曾出任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一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其一生朗哲睿智,宦海沉浮,是非功过,毁誉不一。然而,他关注市政建设,热心公益事业,集平生智慧,首度规划改造北京旧城,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开发建设秦皇岛海滨,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他的筹划与组织才能,至今让人赞叹不已。鲜为人知的是,北京第一座公园,也正是在朱启钤的积极倡导和悉心改建下得以应运而生的。

1. 公园前身“社稷坛”

中国古代,帝王在宫室的营造上,大都尊奉《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崇尚“左祖右社”的形制格局。所谓“祖”,指祭祖的太庙,它是封建帝王奉祀历祖历宗的宗庙,亦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所谓“社”,指祭祀“社稷神”的社稷坛。社稷中的“社”是土地,“稷”是五谷,延伸开来,意指疆域国土、衣食之源。由于历代帝王都自命为天子,所谓受命于天,因此皆把“社稷”视为国家的象征,把“社稷神”看作极为重要的神祇。

北京社稷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永乐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同时,还分别建造了社稷坛和现位于天安门东侧祭祖的太庙。社稷坛位于紫禁城之右,也就是西侧,这里在唐代是幽州城东北郊的一座古刹,辽金时代名叫兴国寺,元代被圈入大都城内,改称万寿兴国寺。明清以后,社稷坛和太庙便成为两代皇帝祭神祭祖的风水宝地。

社稷坛占地面积360余亩,主体建筑祭坛外呈正方形,寄寓“天圆地方”之意,是一座用汉白玉砌筑的三层平台,高0.96米,其周长上层为15.95米、中层16.9米、下层17.85米,四面各设四步台阶。祭坛上层按照我国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区域,分别铺设青、红、白、黑、黄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壤,俗称“五色土”。泥土由各地州府运送而来,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象征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为万物之本。坛台中央立有一方形石柱,名为“社主石”,又称“江山石”,意指江山永固。坛台四周有三重围墙,内墙为壝垣(矮墙),初始时以砖砌墙,后涂上青、赤、白、黑四种颜色,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为四色琉璃砖,与坛台相呼应。壝垣四面各有一座白石筑成的棂星门,肃穆庄严。中间一道名“坛墙”,坛墙与外墙之间,北有拜殿(又名祭殿,是祭祀日遇风雨时皇帝行礼的地方)和戟门;东为长青园,园内叠假山、搭花棚、筑花坛、置盆景;西有神厨(制作祭品、存放厨具之所)、神库和宰牲亭等建筑。

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的上戊日清晨,明清两代皇帝都会来到社稷坛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若遇出征、班师、献俘、旱涝等重大事件,也在此举行祭祀。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历任皇帝曾在这里带领皇亲国戚、权臣大吏举行过1300余次的祭祀大典,显现出社稷坛及其祭祀活动在皇室生活中的显赫地位和特殊意义。

2. 流言中艰难起步

明清时期,北京有不少皇家园林、私家花园,但没有可供民众游览的公园,市民的游玩场所只有城北什刹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寥寥几处。辛亥革命后,社稷坛已失去它原有的功能,祭祀活动亦已停止,但它依然是皇家禁苑,不允许黎民百姓进入。

1913年3月29日,隆裕皇太后去世,北洋政府定于4月24日至26日在太和殿公祭三天。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奉命负责天安门内外指挥等事宜。在社稷坛巡查时,朱启钤发现这里已然一片荒寂,荆莽丛生,蛇鼠为患。因为无人管理,看守的太监擅自种植苜蓿,饲养牛羊,以致粪便满地,污秽不堪。朱启钤不禁深感惋惜,嗟叹不已。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社稷坛“地址恢阔,殿宇崔嵬,且近接国门,后邻御河,处内外城之中央,交通綦为便利”(《蠖公记事·序》),是开设现代城市公园的不二之选,因而萌生了把这块“地望清华,景物钜丽”的宝地,改建为北京第一座公园的念想。

不久,北洋政府接管社稷坛,朱启钤主持起草了《京都市政条例》,经国务会议同意,成立京都市政公所,专门负责城市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由朱启钤担任首任市政督办。1914年3月,朱启钤改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他向大总统提交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墙垣工程呈》,其中包括将社稷坛改为公园的建议和计划,得到了政府批准。

其时,社稷坛内凋敝破败,除了大片的荒芜草地外,只有五色土祭坛、拜殿等几座祭祀建筑,既无山水,也无亭台楼榭,乏善可陈。因此,当务之急是抓紧清理场地,修建景观。然而,缺少人手、资金匮乏,是朱启钤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朱启钤找到步兵统领江朝宗,在他的支持下,调遣了工兵营前来协助。数百名士卒与民工们一起划片分段,平整道路,广植花木,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苦战十天,一举完成了繁重的清理任务。同时,在社稷坛正南面新开设了一座大门。

为筹措资金,解决建园所需的经费,朱启钤着手筹建公园管理董事会,自任董事长,发动绅士、商人踊跃捐款,规定凡北京居民或暂居北京者,捐款50元以上,企业法人捐赠500元的,可成为董事会成员。他自己率先垂范,带头捐款1000元。当时慷慨捐款者,不乏徐世昌、张勋、黎元洪、段祺瑞、杨度等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社会名流。在各界贤达以及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中国银行、外交部的鼎力支持下,不及半年就筹集到63060元善款。

正当朱启钤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攻坚克难修缮社稷坛时,社会上却谣言纷传。满清遗老们对他把皇家祭坛改为公园的做法极为不满,如前清要员余綮昌在《故都变迁记略》中就“痛心疾首”地提出,社稷坛废于中华民国公园运动。朱启钤事后回忆说:“乃时论不察,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百堵待举,而阻议横生。”面对流言蜚语,他深感“所事皆属新政,建设之物,无程序可循,昕昕擘画,思虑焦苦……”(《蠖公记事·序》)但他不畏惧不退缩,为表明心志,还特意在社稷坛南门东侧清理出三间北房,改为董事会办公室,拟名“一息斋”,取朱熹的“一息尚存,其志不容稍懈”之意,藉以激励自己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朱启钤坚持每天前往社稷坛办公,清晨六七点钟就来到现场指挥布置,晚上六七点钟仍伏案工作,一干就是数年。他围绕董事会确定的“依坛设景”的预案,按照园林建筑的构成要素,科学设计,精心布局,在保持社稷坛原有风格和布局的前提下,对遗存下来的五色土祭坛、墙垣等古建筑实施抢救性修缮。对园内数百株苍劲挺拔、遮天蔽日的古柏,朱启钤视若珍宝,于古树株数、树径大小,更是如数家珍,他亲自安排人员逐一造册登记,妥善管理。最终,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毁坏一株古树,即便有枯死的,也不忍心砍掉,竟别出心裁地把藤萝缠绕在枯树上,形成老树新藤相互映衬的奇特组合,令人击节称叹。

3. 公园首度对外开放

1914年秋,经过近一年紧张而忙碌的筹备、清理、改建,在基本完成古建修缮、南门新建、道路平整几项工程后,朱启钤决定在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改“社稷坛”之名为“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试行开放三天,接待市民参观。北京第一座公园由此向公众揭开了神秘面纱,并且实现了城市建设中唯王权至尊的意识形态,向服务于市民生活这一理念的过渡与转变。

开放第一天,中央公园新建大门前交叉悬挂着两面五色国旗。京师警察厅派出200多名警员前来维持治安,京城内20多家“水会”的消防员在公园内支起席棚,设置消防用具,以防火灾。

时值十月,秋风送爽,枫叶红遍,随着公园大门的打开,京城百姓怀着好奇、欣喜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公园内植被丰富,古木参天,尤其是那一棵棵金黄色的银杏树,微风吹拂之下,满园尽带黄金甲。那朱红色的围墙,黄色的琉璃瓦屋顶,处处彰显出舍我其谁的皇家气派。虽然园内的亭台楼榭、茶馆酒肆还没有建好,但是社稷坛的核心建筑犹在,且修缮一新,皇帝祭祀时行经的御道、陈列的祭器,也都一一如旧。园内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大家都想亲眼见识一下皇家坛庙究竟是什么模样,都想看看新式公园又是怎样的容颜。

昔为皇家拥有,庶民根本无缘问津的社稷坛,现在一下子改建成为百姓休憩娱乐的活动场所,这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京城市民为之雀跃欢呼。中央公园开放三天的火爆盛况,当时的《市政通告》宣传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事实上,中央公园开放首日,游园者数以万计。

显然,在社稷坛的基础上修建公园,其指导思想不外乎是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心中有神,能正确认知社稷坛的历史文化内涵,要感恩土地、敬畏自然,要勤于稼穑、珍爱五谷。所以,后人对朱启钤首倡“公园开放运动”及其改建中央公园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彼时,都人耳目于公园尚少见闻,而朱公独注意及之,以社稷坛旧址,古柏参天,极奥如旷如之至, 而地处都市中心,尤为难能可贵。用是披荆棘,辟草莱,经之营之,蔚然为京市首出之游息地。促进文化,嘉惠市民,若朱公者,真社会之福星,当为吾人所公认者也!”(朱深博《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序》)

4. 中央公园的后续建设

中央公园开放后,朱启钤一鼓作气,对园内基础设施、服务内容进行整体规划、增补建造,又新建了许多具有公园功能的景点,添加了不少体现园林艺术的景观,修建工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可以说,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无一不渗透着朱启钤的才思和心血。

1915年,公园西南部率先建造了中西合璧建筑唐花坞,整体样式为飞燕展翅,是一座新式的培育各种名贵花木的温室花房,也是公园内常年展览花卉的地方,堪称京城花事一景,匾额由董寿平手书。唐花坞前面开挖精致的湖泊,周边布置假山,西侧是颇负盛名的“兰亭八柱”,系从圆明园遗址整体搬迁而来。亭中石碑正面刻《兰亭修禊曲水流觞图》《题记》,背面刻乾隆皇帝赋写“兰亭”的诗作,八根石柱上分别镌刻着历代书法家和乾隆临摹的《兰亭集序》帖。

公园南大门内修建格言亭,资金由朱启钤的好友,实业家、慈善家、时任总统咨议的雍涛(剑秋)捐赠。格言亭是全园唯一一座仿西洋式建筑,外呈八角形,用八根石柱筑成,直径6.6米,高约8米,亭柱上镌刻着孔子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的“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岳飞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等语录,有丰富景观、劝诫世人的作用,亭外围以栏杆,后迁建至公园东北部。

而沿西墙近西北一带,则新建春明馆、绘影楼、长美轩、四宜轩等多处各具特色的新式茶座、中西餐馆,出售茶水,为游客照相,是当年文人墨客休闲娱乐、请客会友的雅集之处。

公园东南部则新建古朴典雅的来今雨轩、投壶亭、松柏交翠亭。来今雨轩是典型的民国建筑,红砖墙、歇山顶、廊柱,室内铺设木地板和护墙板,匾额由徐世昌书写,署名“水竹邨人”。它集茶楼、饭馆于一体,以经营红楼家宴和川贵风味菜肴为主,是各界名流聚会的首选之所。庭院内花草环绕,松柏森然,假山小桥、喷泉瀑布相映成趣,风景极为优雅。此外,靠中轴线偏西南之处,整体移建了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位于正阳门内兵部街鸿胪寺衙门内的习礼亭,单檐攒尖,黄色琉璃瓦屋面,它是明清两朝初入京的文武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朝觐皇帝前的习礼之地。

与此同时,朱启钤在公园东门内驰道之南创设了行健会,设置棋、球、投壶室,以及室外网球场、射圃。行健会是北京最早的民间体育组织,实行会员制。在社稷坛西南角神库内创建了卫生陈列所,展陈衣服卫生、饮食卫生、居住卫生、儿童卫生、卫生常识、花柳病、肺痨、传染病、医药等十组实物和医学标本,它是北京最早的群众防病知识宣传阵地。朱启钤还匠心独运,一是在唐花坞与兰亭之间,连接了曲折往复的东西长廊和一座敞亭,既可挡风遮雨,又能怡情养性,而所需建材均使用1913年修缮正阳门时,拆除天安门两侧千步廊的木料;二是将圆明园遗存的“青云片”“青朵”“搴芝”“绘月”等珍贵太湖石移入公园,点缀各处,颇有画龙点睛之效。

此后,朱启钤又在公园西南部修建了水榭,从河北运来北宋时期的石狮;在北部开辟公共图书阅览室,建造了北京第一处保龄球房,儿童体育场、滑冰场、高尔夫球场等健身场所也相继开设,中央公园从此成为那个年代最具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的公共文化、休闲、健身场所,闻名遐迩。

社稷坛的公园化改造,经过20余年筚路蓝缕的历程,浸淫了朱启钤毕生的智慧、胆识、勇气和魄力,那亭台楼榭、花木山石,在目睹朝代更替、感受岁月沧桑、见证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如一曲凝固的乐章,不时发出浅吟低唱、抑扬顿挫的旋律,日渐凸显出现代化公园的迷人魅力,成为市民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城市乐园……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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