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2）

三

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6]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一时期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情况就不然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而这个反帝反封建文化新军的“盟长”的资格，落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而“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7]尽管这时的资产阶级顽固派毫无常识又无比狂妄地叫嚣：“收起”共产主义。可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却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的青春。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这样总结道：“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8]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或曰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论，对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具有何等突出的重要性。

历史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了多个阶段，各个发展阶段也都有各自的若干特点。但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9]。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出现，是中国民主革命从屡遭失败转折到胜利方向的起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换言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彻底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国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迈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两步走”。这无疑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其“出现以前及其以后”民主革命各发展阶段特点中的“最重要的区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实践这种宏伟“两步走”纲领的勇气、信心和能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那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走历史必由之路”[10]。

五四运动精神对后人启迪的关键，也就在这个地方。

四

严格说来，五四运动时代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逆动的潮流。我们不妨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中，看一看这两股潮流的较量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选择的历史规定性。

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拍脑袋构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移植照搬外国某种模式就可以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选择，归根结蒂是经济、社会、历史变动的结果。“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本质上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一场大辩论。“五四”时期，为什么以杜亚泉、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守旧派，抵制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行不通呢？为什么以傅斯年、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虽也认为梁漱溟的观点是“闭眼瞎说”，极力主张文化上“全盘西化”，但在实践上也没能行得通呢？为什么像梁启超、张君劢等人那样既反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又谴责资本主义腐朽与没落，而主张以中国古代文明吸收一切西方文明，来构建一种所谓“新文明”，这种折衷主义的方案也成为一种泡影了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化方向的选择都没能跟中国当时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化的大趋势取得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尽管五四运动时期关于“救治中国”“再造文明”的“方案”和现代文化发展方向选择的“路线图”是很多的，但真正触及痛处，真正切合中国国情，并真正在未来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衍进中发挥了实际作用的见解，还是出现在了那些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它的前一步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思想家身上。

瞿秋白当年就说得很好：“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11]他还说：“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正确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12]可见，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是作为政治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而存在的，它关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最为可行的。

可以这样说，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思想界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上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中，最为亮眼的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发展出路和文化更新问题给出的答案。陈独秀开始摒弃“全盘西化”说的影响，在驳斥新旧道德调和论的同时，开始指出西方社会的一切不良现象正是由“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是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有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13]李大钊更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做出了科学的理性分析。他认为：“直到十九世纪后半，这最高道德的要求之本质才有了正确的说明，为此说明的两位学者就是达尔文与马克思。”[14]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不仅剖析了中国新思想代替旧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文化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明确指出了近代中国只有社会大变动一条路可走。并进而指出：“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15]。尤为难能可贵地预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光辉前景。

五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五四”前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经历了一些波折，尽管中国在文化更新问题上要比其他的国家来得复杂，也尽管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先进战士们其理论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但五四运动之后，没有哪一派势力能像早期共产主义者那样拿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货色，没有哪一派势力能像早期共产主义者那样，对中国未来文化选择的蓝图做出如此高瞻远瞩又准确明了的勾勒与判断，这是无法抹煞的事实。这笔“先驱者的遗产”，是“革命史上的丰碑”，它代表着五四运动的方向，代表着当时文化战线最高的思想成就，代表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学界长期以来习惯把“五四”精神简单称之为“科学”“民主”精神，这在一般意义上讲是不错的。因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确实高举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就五四运动的全景来看，这种界定也基本符合事实。但是，这种对“五四”精神的整体概况毕竟有笼统之嫌，用来表述五四运动的真正灵魂也有不够确切的一面。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同样是张扬“科学”和“民主”，其内里，各派实际的涵义是颇为分歧、很不一样的。实用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思想、西方民主等各种学说都有，五花八门。而在这其中，惟有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操持的是新式的思想武器，并把目光投向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和工农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上面，这才赋予了五四运动以真正的魂魄。

这个结论，是实事求是的。这个结论，不仅从五四运动的大量文献资料中可以得到察考，而且也为五四运动以来百年中国现代社会和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历史所证明。这个结论的可靠性和严肃性，非但没有给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运行带来耻辱，反而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骄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一个光荣。

六

如今，我们总结和回顾五四运动100年的经验和教训，不难发现，处在中国历史变迁关节点上的五四运动，正是由于其核心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论指导，它才提出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和现代社会制度选择的科学诉求，它才激励了新的阶级力量的代表勇敢地登上历史舞台，它才预示了古老而青春的中国将在革命的烈焰中诞生，它才宣告了不屈奋斗的中华民族将迎来伟大复兴。

历史的脚印摆在那里，历史的篇章摆在那里。五四运动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五四运动三十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五四运动近六十年之后，中国又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些一环紧扣一环的变革，说到底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16]这个飞跃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以五四运动为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17]这一结论的极端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我国社会进步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18]这一结论的无比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