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闇公组织召开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翻开这份档案，泛黄毛边纸上有着飘逸俊秀的字迹，讲述了杨闇公如何解决党内矛盾争端的故事。

一封长信

1926年1月，中共党员杨洵决定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去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的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当时杨洵33岁，是一名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入党的“老党员”。1925年7月，他接受党的安排返回重庆，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工作。然而不到半年，他却感到种种不适：重庆党、团的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强烈，自己关心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的问题，童庸生居然怀疑；童庸生一再插手中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也常常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又要求自己不能只关心中法大学事务…… 

那时，四川军阀白色恐怖正烈，重庆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生受到通缉，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杨洵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

党中央收到杨洵的来信后，高度重视信中的内容。不过，党中央更为关切的是重庆党、团的团结问题。适逢杨闇公、童庸生结束了在广州的会议来到上海，党中央随即召集杨闇公、童庸生二人谈话，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从党中央领导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受到“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这一严肃批评，杨闇公、童庸生顿时尴尬不已。

一场批评会

身处斗争险境、肩负革命重任，内部的分裂很可能导致党、团组织走向消亡。如果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领导干部共10人开了一场批评会。杨闇公、童庸生、杨洵等人参加，进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同志向前进。 

会上，杨闇公开门见山：“我们仅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杨洵随即发言，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10个不适的问题和对童庸生的看法和意见。童庸生也把相关情况一一陈述，言下之意对杨洵颇为不满。

参会的其他同志也逐一发言，态度严谨、言辞庄重，陈述事实，一字一句见血见肉，根本没有其他顾虑。“这次全是他(庸生)的态度不好惹出来的，以后希望改正。杨洵平时对工作不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这次的误会，全是你（杨洵）自己疑心生出来的，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体。”“庸生对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幼稚病。杨以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团后态度上不十分好。”“庸生个性甚强，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故很容易引起误会。杨洵……除中法校事外，全不工作，态度对同志不诚恳，自然要引起误会，且常站在团体外说话，更容易引起分歧……这些言论哪里不引起同志的猜疑呢？” 

面对同志们的批评，刚才还言之凿凿的杨洵、童庸生虽偶有解释，但更多的却是一再回答“接受批评”。随后，杨闇公又要求两人互相批评。杨洵希望童庸生改正态度，童庸生则希望杨洵注意改正“小资产阶级心理”、团体与个人关系处理不当以及工作挑剔的毛病。

化解矛盾 团结同志

杨闇公主持会议时，始终不偏不倚，从未打断任何一人的发言。当所有人发言完毕，他客观总结了童、杨二人的缺点并进行批评，他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强调：“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一，不应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决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最后，他希望童、杨两人“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再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经历此番会议的童、杨二人由此化解了矛盾，放下了包袱。而经过这次批评会的四川党团组织，则以更加团结、更富战斗力的工作姿态受到中央的赞誉。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一直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后来不幸于1949年12月7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据了解，杨闇公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也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细读会议记录可以发现，主持人程序严明，争议双方辩事实、讲道理，参与者公正严谨，最后的总结一针见血，达到了解决问题、团结同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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