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马菱霞 中共北京市物资有限公司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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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的天职。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民生保障的“顶梁柱”、急难险重的“定心丸”、脱贫攻坚的“主力军”、美丽中国的“建设者”、海外履责的“排头兵”，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有企业自觉担当，勇挑重担，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展现了“共和国长子”的责任与担当。

近年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升级，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在“质”与“量”上都实现了大跨越，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标杆与典范。

一、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及其发展

（一）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

19世纪末，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增长，资本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种族主义、暴力冲突等。企业到底是麻烦的制造者还是应当做问题的解决者？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

1924年，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在《管理哲学》一书中指出：“企业的目标并不是单纯地生产商品，企业经营者应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群的需要。”

20世纪 30年代，围绕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展开了著名的“Berle-Dodd”论战。美国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Adolf A. Berle提出“在你还不能提供一套清晰而且能够合理落实的、对其他人负责的方案以前，你就不能抛弃对如此观点的强调，即‘商事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其他股东们赚钱，否则，现在公司形式凝聚的经济力量就会很轻易地、低效率地转移到现有管理者手中’”；哈佛法学院教授E. Merrick Dodd认为，经济机构具有社会服务和追求利润双重职能。这一论战以Berle认输告一段落。

1953年，美国学者Howard R. Bowen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提出：“商人有按照社会所期待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性的具体行动的义务。”Bowen也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

20世纪60、70年代，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等方面。比如Joseph McGuire认为，企业不仅具有经济和法律的义务，而且还具有超出这些义务之上的对社会的义务。McGuire进一步指出，对社会的义务指企业需要考虑福利、员工幸福、教育、社区、政策等整个社会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许多国家的企业相继开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比如石油巨头壳牌公司。在壳牌公司的危机公关中，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Thomas Danaldson和Thomas W. Dunfee临危受命，在14个国家召开圆桌会议，有159位壳牌执行官和145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最后达成一项协议，即：壳牌今后将明确承诺对与企业行为相关的健康、安全和环境负责，并将要求所有与壳牌国际进行交易的企业都遵守这一承诺。这种从实践中演化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则，逐渐上升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准则。比如，1997年，国际社会责任组织发布《SA8000社会责任标准》；201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标准》。这些国际标准着眼于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共同面对的挑战，号召组织和机构共同应对劳工、环保、反腐败、人权等问题。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国内外学界对Archie B. Carroll教授的定义广为认可，即：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寄希望于企业履行的义务，包括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主决定的慈善责任。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将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概括为：创利润、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则不包括经济责任，主要指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等。

（二）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演进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责任错位、责任缺位、责任定位三个阶段。责任错位阶段，主要表现为“企业办社会”；责任缺位阶段，主要表现为企业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责任定位阶段，主要表现为企业科学认识社会责任。

1. 责任错位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企业兴办学校、菜场、粮店、幼儿园、医院等，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一揽子”公共服务。这种制度安排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造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加剧了国家财政负担。

2. 责任缺位阶段

1978年，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开始摆脱“企业办社会”的困境；1979年，国有企业实施利润留成制；1983年，国有企业实施“利改税”政策；1986年底，国有企业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进行分离企业社会职能试点改革。一系列改革措施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盈利欲望，当时很多国有企业把社会责任仅仅理解为经济责任，采取粗放经营，盲目追求经济效益。

3. 责任定位阶段

21世纪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深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逐渐厘清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2016年，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2016年10月，北京国资委出台《关于市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三个工作目标，即：到2020年，市属国企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履行社会责任和发挥功能作用能力显著提高，企业影响力和带动力明显提升。2017年12月，蔡奇书记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强调，紧紧围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履行好国企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