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

伴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共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同样，如何争取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一件“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的事情。经过中共不懈的争取，像叶圣陶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发出了“招待我人如此隆重”的感慨，普通知识分子发出了“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的感慨。大致来看，1949年中共争取知识分子支持新政权，赢得对知识分子的争夺战的做法有以下四种。

军纪严明和民主宽容的政权形象影响了知识分子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竭力不让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有人表示：“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北平解放时，浦江清从一个小学生口中得知：“共军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吃自己带着的小米干粮，喝冷水。肉菜皆有钱买，不强取。”上海解放时，对中共了解不多的竺可桢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评价：“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故“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

不仅如此，中共没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共享新政权。早在1948年，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可谓“一呼而天下应”，民主党派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还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因为“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在理论层面，中共也强调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都有一席之地。对于新政权的包容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象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1949年3月，叶圣陶等人北上解放区参观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收容所时，感受到了新政权的“宽大政策之道”，他们见到被俘的王耀武称“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优，颇为感激”，被俘的杜聿明“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

中共领导人礼贤下士，争取知识分子参政

在传统时代，“在天下大乱‘人心思治’时，任何打天下的集团只要会‘做人’、礼贤下士、笼络父老、访问民间疾苦，就可以使‘人心归向’，而得天下。”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懂得礼贤下士和争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性，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尊重给知识分子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例如上海解放时，83岁的张元济作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本不愿参政，还写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为了争取张元济，陈毅、陈云等亲自上门拜访，张元济才决定参加政协会议。到了北平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还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与他握手寒暄，并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不仅如此，朱德上门拜访过张，周恩来邀请政协代表们聚餐时，将张推为“首座”。张也向毛泽东当面进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疾苦。又如上海解放时，周恩来嘱咐负责上海文教工作的夏衍须亲自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和袁雪芬等人，不可发通知让他们到机关来谈话。夏衍回忆说陈毅说过，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一定要“礼贤下士”，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陈毅的儒雅和真诚使上海文艺界一些人成了“陈毅迷”。武汉解放时，武大教授朱君允收到了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请柬，她给女儿讲了与解放军将领共餐的印象：“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是解放军，饭桌上的气氛极为轻松。”历史学家刘绪贻对军代表朱凡的登门拜访印象深刻：“他始终面带笑容，态度谦虚，向我请教了很多武汉大学的具体问题。”刘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为知识分子解决工作和生活的困难

中国文化强调以“二人”去定义“一人”，强调只有“处处以他人为重”才能换取对方“交心”。只有照顾对方的“身”才能赢得对方的“心”。很多个案都显示了中共处处以知识分子为重的优秀品质。例如徐铸成在香港所办的《文汇报》面临经济困境时，负责报馆的张稚琴电告，有一批钢缆准备在解放区出售，利润将用作《文汇报》的经费。就在钢缆生意谈判陷入僵局时，华北人民政府负责人董必武得知了此事，即吩咐姚依林办理，并关照：“这批电缆，由我们全部收购下来。不要讲价还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们是为维持香港《文汇报》而筹划经费啊！”徐铸成对此很是感激。北平解放时，中共接收清华大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教职人员发粮食、现钞，给教授们送去了900元人民券和30斤小米，为他们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1949年春，宋云彬、叶圣陶和徐铸成等一批知识分子北行途中，也受到了解放区政府的隆重招待，他们多次在笔下夸赞沿途的解放区干部对自己的照顾很是“周到”和“亲切”，甚至对盛情感到“不安”。例如3月5日，烟台市市长徐中天、军分区贾参谋长设宴招待他们，请他们尽情享用当地著名的张裕葡萄酒。3月6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长匡亚明等从莱阳前来迎接他们，当夜，党政军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会。3月10日，当地政府为宋云彬等人安排“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青州的党政军首长都“在站迎候”。3月13日路过济南时，山东解放区领导人舒同和许世友等人设宴招待他们。3月15日，路过德州时，当地正副市长“设宴款待”。3月18日，抵达天津时，中共派连贯等人来迎接他们。抵达北平时，北平市长叶剑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前来迎接。

通过地下党组织、师友关系或学缘关系等争取知识分子支持新政权

除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及其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外，中共的极力争取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留在大陆的重要原因。曾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刘绪贻就是一例。在刘留美期间，中共通过芝加哥大学一位犹太学生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延安的传奇，帮助其了解中共。回国后，地下党组织安排武汉大学工学院的教师蔡心耜接触刘绪贻，蔡便经常找刘打桥牌，还利用刘的校友来争取他。1948年底，蔡动员刘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负责将学校完整保存下来。后来，刘还被委派去争取校长周鲠生，并负责调查学校财产、设备状况、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杭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积极争取浙大校长竺可桢，据时任浙大党支部书记的许良英回忆：“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把2月25日误认为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尽管这一天距竺可桢的生日还有十来天，他还是在日记中称：“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即使对于一直敌视中共的胡适，中共也尝试通过胡适的学生、地下党员吴晗等极力争取，还通过胡适曾经的同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开信，劝胡适弃暗投明、回到新社会。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还通过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和周鲠生等人给海外学者写信，动员胡适等人回国。尽管对胡适的争取没有成功，但它显示了中共为了争取知识分子服务于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和统一大业的真诚。

由上可见，1949年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可谓亮出了“十八般武艺”，组织与个人，公开和私交，关心知识分子的“身”（工作和生活）与“心”（理解与尊重）等因素的交织，让知识分子感到了新政权的亲切与温暖。

从1948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奔向光明”的感觉，无论是马叙伦所写的“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还是萨镇冰所写的“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抑或是费孝通的感慨：“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上述都指向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天下归心”，此无疑显示了中共争取知识分子的成效。

（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