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了恢复重建阶段,不能耽于模仿,而要努力形成学科特性—— 中国社会学进入回答时代命题的新阶段

走过了恢复重建阶段,不能耽于模仿,而要努力形成学科特性—— 中国社会学进入回答时代命题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学要实现崛起,就必须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只有在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群学这一体现中华文明精髓、又与西方社会学“暗合”和“正同”的伟大精神财富。群学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包含着解释中国社会之所以繁盛兴旺的密码,包含着理解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的基因。中国社会学已经走过了恢复重建阶段,不能耽于模仿,而要努力形成学科特性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就必须与西方社会学平等对话,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我们的现实任务,第一是开展“大讨论”。“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应用史”一类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流行了约120年。习惯成自然,现在要纠正它,肯定不能奢望一蹴而就。但也不能对这种说法不加辨识,不辨明是非,继续任其流传。

其实,提出“群学”是“社会思想”还是“社会学”这一追问本身,就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表现。诚然,“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是有区别的,但这一区别不是“非此即彼”的。在“社会思想”中,所包含的那个具有确定对象并且成体系的知识体系(“群学”)就是“社会学”。说“群学”只是“社会思想”不是“社会学”,实质上是说,凡是不像“西方社会学”的,怎么看,它都不是“社会学”,都只能算是“社会思想”。这一认识,显然是以承认只有西方社会学是“社会学”,具有起源上的“唯一性”、话语权的独占性为前提的。可是,这样的理论预设站得住脚吗?既然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不能把自己的“理论预设”隐藏起来,当作不言自明、毋需论证的逻辑基础,而是要摆出来,开展心平气和的讨论。那个毋需论证就必须接受“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说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了,现在应该开展理性对话、认真讨论了。

第二是展开“大梳理”。创立于战国末期的群学与19世纪中期孔德的西方社会学在表现形式上不同,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它具有与西方社会学不同的至今长达约2300年的演进史,当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如果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的漫长历史了解不多,那么应该向费孝通先生学习,赶紧“补课”。我们课题组只是梳理了群学概念史和命题演进史,将来还要研究断代史,如汉代群学史、唐代群学史乃至一个朝代、一个时期、一个地方的群学史,作为一个侧面的家训史、族规史、乡约史、礼仪史、风俗史、生活史、县治史、制度史、会社史、交往史、睦邻史……再进一步,就是一个一个人物、一本一本著作、一个一个概念、一个一个命题的专题研究。这将拓展中国社会学史的广阔研究领域,涌现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学科史专家,必将形成中国社会学史蔚为壮观的宏大局面,使之成为群星灿烂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第三是进行“大探索”。西方社会学在理性化一途占得了先机,在非理性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但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上,因其固有而擅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却陷入困境。费孝通先生在20多年前就指出,西方思维主导的19-20世纪,人类建立了利害上的联系却缺少道义上的认同。“我们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这个要件,我们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是否正保留着一些对症的药方呢?”“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值得认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标。”

这个目标落实到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与解决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相关联了。我们既然确认群学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融合的典范,那么,就可以推断,实现中西会通的途径就应该是探索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概念和命题层次上的融通。我们从2014年开始,梳理了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论证了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我们以命题演进史的方式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这就使得实现中西会通不再是一个理念、一个愿望,而是一项可以具体着手的实实在在的工作。

第四是要有“大担当”。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势必展开“新的百家争鸣”。中国社会学要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就要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有大担当。陆学艺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社会建设论》,就是结合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所重新构建的“社会建设理论”,而“社会建设”完全是中国特色的概念。哈尔滨工业大学王雅林教授沿着他几十年来领衔的“生活方式”研究,将“生活”概念引入社会学概念体系,构建“生活本体论”的基本理论。还在2006年,笔者重新定义并阐述了与剑桥大学现校友吉登斯的“时空延伸”概念相左的“时空压缩”概念,也算是一个理论上的尝试,等等。中国社会学研究已经进入“大担当”——回答中国和世界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阶段。

“大讨论”“大梳理”“大探索”“大担当”,接连说这四个“大”,对于至少有5000年文明史的14亿多中国人而言,其实并不“大”,并不过分,而是应该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我相信新一代的社会学人,一定会有“舍我其谁”的气概。现在我们主编《中国社会学史》提“学科自信”可能还会引起质疑,而对新一代中国社会学人来说,“学科自信”就是常态——既是正常心态,也是日常工作状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社会学所原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成玲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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