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还是发展政治学，都没有将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 去组织化的治理必然是无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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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政治学主要是研究“好制度”，那么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好政策”。“好制度”就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去国家化”的现代化研究和民主化研究，“好政策”就是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由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所组成的“黄金组合”被扩大为“自由民主—自由市场—治理社会化”的“金三角”。然而，这个“金三角”却成为让发展中国家无法脱身的“百慕大三角区”。

在西方国家发展进程中，即使有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组合，也是一种结果而非过程

“发展学”是二战后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领域，但总结下来，如果说美国政治学主要是研究“好制度”，那么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好政策”。“好制度”就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去国家化”的现代化研究和民主化研究，认为只要有一个公民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30多年来，“好政策”就是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一旦实现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就指日可待。这样，国际社会科学“主流”所推广的就是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这也是西方发展学的方案。

然而，这一“黄金组合”从来没有在西方国家自身发展中同时实施过。西方国家民主化历程漫长而渐进，其间政治冲突不断。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更是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经济学诞生后的大半个世纪，英国一直奉行重商主义，直到1846年废除象征着重商主义的《谷物法》。但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实施半个世纪，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自由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在西方国家发展进程中，即使有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组合，也是一种结果而非过程。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组合。要知道，自由民主早就嵌入宪政结构中，被各种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和法律死死套牢；自由市场更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放松管制而已，国家主义早已是自由市场的深层逻辑。从过程角度看，西方至多是单向性的政策，比如自由市场或者自由民主，而且在实施过程中都曾招致一个又一个大灾难。因此，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发展政治学，最终都没有将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

在这个背景下，由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所组成的“黄金组合”被扩大为“自由民主—自由市场—治理社会化”的“金三角”。然而，这个“金三角”却成为让发展中国家无法脱身的“百慕大三角区”。道理在于，经历殖民地历史而被碎片化的发展中国家，首要的挑战是如何组织起来，在国家组织不敌社会的前提下，“金三角”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旧社会结构贴上所谓自由民主、治理等新标签，但“旧社会”依然故我。

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的治理理论悲剧，再次验证了40年前亨廷顿的洞见：“美国人从未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这一历史经验的差距特别使他们看不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奠定有效权威方面的问题。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如果要他设计一个政府，他马上会想到要制定一部成文宪法，想到还要有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制约和平衡、联邦制、定期选举、党派竞争——一整套限制政府的绝妙手段。信奉洛克哲学的美国人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以至于将政府本身和对政府的限制混为一谈。怎样去设计一个有最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美国人没有现成的答案。”

发展中国家如何组织起来，即如何解决“组织性”问题，并不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能胜任的

基于当时很多非西方国家因实行美式现代化方案而导致的政治衰败，亨廷顿认为，传统的基于代议制理论而演绎的合法性理论需要得到更新。也就是说，选举授权带来的不是所谓的合法性政治，而是政治失序，而能够提供秩序的自主性权力本身就是合法性政治的来源。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针对当时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政治泛滥导致的政治危机，亨廷顿和罗马俱乐部的同事一道，提出统治能力问题。此后，亨廷顿的学生米格代尔基于对非洲国家的研究，提出解决“强社会”的应对之道——国家能力问题，一种将意志变为公共政策的能力。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的“国家观”绝不是美国政治学、更不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思维方式。

自主性国家、统治能力和国家能力，其实都是如何实现有序政治秩序这一人类难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很多国家并非无序，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政府拥有统治能力或者国家能力，比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但为什么国家依然得不到有效发展，为什么不能摆脱贫困而走向健康的经济增长？这就不能不追问国家治理能力或者说发展能力问题。

发展中国家如何组织起来，即如何解决“组织性”问题，并不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能胜任的。这需要引进中国思想和中国经验。就治理的思想渊源而言，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了发达的政治经济学，如管仲的《轻重篇》，因此民本思想下的“致治”之道特别值得研究。就中国经验而言，中国也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过碎片化，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一盘散沙”。但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并对象征着不平等的土地制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因此才有后来的平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建设。如何维持组织性，比如把权力关系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旨在提升政策执行力的以党校为核心的干部培训系统、具有产业链意义的工业园区制度，都是极为丰富的中国经验。

应对碎片化社会的“组织性”方案就是中国思想、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关键词

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以“分权”“自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或者说发展理论，应对碎片化社会的“组织性”方案就是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关键词。在西方发展过程中，英国和美国依靠商业组织解决组织性问题，如1977年哈佛大学管理学家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讲的是以大型公司组织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组织化问题，这套经验被总结为社会中心主义社会科学脉络；法国、德国、日本等靠的是官僚机器组织国家，这套经验形成为社会科学上的国家中心主义；俄国、中国等则是靠政党来重新组织国家，这套经验可称为政党中心主义。

无论什么“主义”，都是力图解决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但是，西方以经济学和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科学，提供的治理方案却是“去国家化”进而“去组织化”，而组织性正是现代性政治的最根本特征，去组织化的治理必然是无效治理，所谓的“自发秩序”事实上是一种返祖理论——一种前现代社会的状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很难学习、更不能移植，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经验与思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自然有更多的相近性乃至亲缘性，因此“中国方案”也有更多可资借鉴的因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