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重在“有序”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重在“有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这不仅是追求满足人民消费需求升级的惠民之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其所能产生高端要素虹吸作用以及倒逼改革作用等具体机制,通过吸引、集聚和培育等方式提升高端要素总量规模,奠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产业和体制机制优势和基础。当然,风险和收益通常相伴而生,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做好“有序”安排,则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

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伴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这其中就包括对服务消费需求的总量增加和质量提升。然而,“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之处在于,国内服务业发展并没有能够跟随着消费需求的变化而实现同步发展,服务尤其是中高端服务供给不足,仍然是国内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服务业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内容和趋势,突出表现为服务贸易以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速在发展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向服务业领域倾斜。在此背景下,中国作出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战略部署,既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的需要,更是弥补国内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消费需求升级的惠民之举。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不能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拿来主义”,或者说仅仅满足于依托服务进口以弥补国内供给不足。“互通有无”以及“取长补短”虽然是开放发展理应遵循的基本原理,但是从动态发展角度看,其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通过扩大开放能够形成强有力的产业发展“补短板”和“扬长板”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内需市场规模优势条件下,扩大服务业开放会对全球先进服务要素形成强大的吸引力,通过吸引和集聚全球要素,从而为服务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要素支撑。通过开放吸引和集聚全球尤其是服务要素,不仅能够直接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与此同时还能产生显著的竞争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扩大服务业开放后,本土企业必然面临着来自更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或者说在国内服务业领域将会聚集更多的具有竞争关系的微观经济主体,将更加有助于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服务业外资尤其是高质量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后,通过产业关联和服务提供流程等关联关系,能够产生广泛的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拓展至服务业领域后,技术溢出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被动方式,诸如研发合作等全球创新链更能产生主动溢出效应,最终有助于推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此外,扩大服务业开放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而言,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产业结构演进理论表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化发展,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支撑。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内含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高端生产要素,因而对于制造业发展有着“聪明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之美誉。如前所述,扩大服务业开放既能够通过服务业高质量利用外资直接促进服务业发展,也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包括现代生产性服务发展,从而为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必要的关联产业支撑作用。总之,从与制造业关系角度看,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一方面有助于实现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更宽领域”开放,实现制造业领域与服务业领域开放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综上可见,中国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扩大服务业开放有着必然性和必要性,但这并非意味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没有风险。而做好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时序”安排,对于尽可能降低风险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借鉴我国制造业开放发展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也要遵循有序、渐进的基本原则。扩大服务业开放,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避免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过度冲击,否则不但无益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相反还有可能造成国内服务业发展被外资企业垄断的局面,引发产业安全等问题;另一方面,扩大服务业开放还要根据自身监管能力等,根据自身体制机制的变革和优化进展,做好开放时序和重点部门的安排,以尽可能地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为此,一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落实《外商投资法》确立的对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真正让外资在中国落地生根,助力中国服务业发展;二是充分利用我国已经广泛布局的各地自贸区等先行先试平台,渐进推动相关行业开放,有序放开金融、教育、文化、医疗、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增值电信等领域开放,在“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中尽可能地降低和规避风险,更好实现规划《建议》中提出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目标。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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