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先锋

刘志丹：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张晓飞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这支流传在陕甘地区的民歌，歌颂的就是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

1903年，刘志丹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和领导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刘志丹受党组织选派，投考黄埔军校，入第四期学习。1926年10月，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他被党组织派往冯玉祥部，后任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冯玉祥部威逼刘志丹等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查明枪决”。对此，刘志丹直面威胁，毫无畏惧，断然拒绝。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刘志丹、唐澍等共同领导渭华起义，这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虽然最终失败，但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刘志丹领导了多种形式的兵运和起义活动，他坚持从陕甘地区实际出发，采取“三色建军”的斗争形式，谋划“狡兔三窟”的战略布局。他关心人民疾苦，情系广大群众，是老百姓的贴心人，被群众和战士亲切地称为“老刘”。美国作家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赞誉道：“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

刘志丹等人经过浴血奋战，开创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最终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组成陕甘根据地，革命力量得以壮大，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抵达陕甘根据地，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然而此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在根据地内大肆进行“肃反”活动，刘志丹也被逮捕。面对逆境，他宁可自己蒙受冤屈，也坚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服从纪律。党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刘志丹等被关押的干部释放出来，并及时纠正了错误。刘志丹出狱后，给部队同志讲话时，每次都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

1936年3月，刘志丹参加东征战役，率部挺进山西，迭克敌军。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牺牲时，皮包里只有6支香烟、半截铅笔，没有给亲人留下任何财物，但是，他那炽热的革命理想、崇高的革命风范，必将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驻人间，正如周恩来的那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赵一曼：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翟佳琪

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曼街，原名山街。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改为现名，是为纪念为东北抗战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赵一曼烈士。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五四运动后，她在姐夫郑佑之的影响下，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革命新思想的洗礼。不久，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家乡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团的组织和妇女群众团体。考入宜宾女子中学后，她又继续带领同学们开展爱国斗争，成为当地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1926年夏天，21岁的赵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她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次年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到了自己的革命伴侣——陈达邦。

1928年冬天，怀着身孕的赵一曼按照组织安排提前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地下工作环境险恶，常在途中辗转，婴儿又年幼不便照料，无奈之下，赵一曼和家人商量后，狠下心将孩子送到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中抚养。

“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前往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正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赵一曼也北上来到了白山黑水之间，先后担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等职。

在哈尔滨总工会，赵一曼给工人们讲政治课，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并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在珠河根据地，她来到群众家中，帮他们烧火做饭，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群众打成一片，很快就组织起了抗日妇女会，领导妇女们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送情报、运给养。后来，她在侯林乡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队，在她的指挥下，这支队伍越战越强，多次取得伏击日军的重大胜利。

1935年秋，珠河根据地遭到敌人的残酷烧杀。为配合主力部队，牵制敌人兵力，这支队伍被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全团由赵一曼率领，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11月，二团被日伪军围困，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昏迷被俘。

钢针、烙铁、电刑……日军极尽刑讯逼供之能事，想要威逼赵一曼招供投降。但即便是在日军自己看来都已经是“超负荷的最大压力”下，她仍咬紧牙关，决不吐露半句供词。敌人见无计可施，便恼羞成怒，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在开赴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多年未见的孩子写下了一封遗书：“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1岁。

如今，走在赵一曼曾经战斗过的一曼街上，一身戎装的赵一曼铜像英姿飒爽，凝望着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每一天安宁的生活。而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宜宾，家乡人民同样为她建立起一座纪念馆，馆里保存着陈毅的题词：“生为人民干部，死为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永记人民心中。”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邹韬奋：为抗日救亡奋斗不息

王林育

1944年7月24日，我国著名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邹韬奋在上海不幸病逝，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是对邹韬奋一生斗争历程的最高评价。

邹韬奋，江西余江人，1895年生于福建永安。早年就读于福州工业学校、南洋公学，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1921年毕业后，邹韬奋受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编。这些经历，成为他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日军的残暴、人民的痛苦和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无能使他骤然觉醒。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2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邹韬奋任总经理。短时间内，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达56家之多，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后来，他考察了英、美、法、苏等国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考察学习，邹韬奋思想得到淬炼，并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性与必要性。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到祖国。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他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纪录，并成功鼓舞了成千上万爱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在此期间，邹韬奋还承担起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然而，他的活动很快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所创办的《大众生活》和《永生》杂志也先后遭到查禁并被迫停刊。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与沈钧儒等7人被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全国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获释。重获自由的他即刻投入抗战的洪流之中，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三地创办《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引导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邹韬奋的迫害，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他继续积极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倾向。香港沦陷后，他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先后转移到广东东江游击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其间，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但党组织因考虑到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对党和革命事业更为有利而没有同意。

1944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再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在致其家属的唁电中称他为“吾党的光荣”，“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张思德：为人民服务

孙 迪

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千余人，在延安凤凰山脚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为一名普通战士举行了庄严而肃穆的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撰写挽联，并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讲话。这名战士就是张思德。

张思德，1915年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他参加红军，在战火与硝烟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一人夺得2挺机枪的战绩。1937年，张思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1940年春，张思德在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班长。作为班长，他总是承担全班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因为粮食不足，战士们经常吃不饱，通信班的战士又都是小伙儿，加上经常外出送信走远路，饭量比较大。为了让大家多吃一些，每次吃饭时，张思德总是吃到一半就不声不响地撂下饭碗，提起水桶去打水。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战士都干劲儿十足，工作成绩也异常出色。

1942年10月，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因班干部需精简下派，所以领导决定将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面对职务上的调整，他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并说道：“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不久，他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自此，他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警卫工作中。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中央领导拥有一个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还经常主动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44年初，为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来到距离延安30多公里外的安塞县生产农场，并被选为副队长。夏末秋初，张思德带领突击队员进入安塞县林区烧制木炭，准备过冬。他不怕苦、不怕累，处处树起模范标兵的大旗：白天，他巡视炭窑，掌握火候；晚上，他也要起来数次，观察烟色。窑里温度很高，有的木炭出窑时还带着火星，但每次出炭，他总是第一个钻进窑中作业。战友们见他大汗淋漓，脸被烤得通红，便一再请求他交换下位置，但他总是执意不肯。在张思德的感召下，战士们夜以继日埋头苦干，仅用一个月时间就烧炭5万多斤。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受雨水影响，炭窑突然坍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友小白推出窑口，小白得救了，年仅29岁的张思德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3天后，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站在土墩上，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打着强有力的手势，沉痛而坚定地发表讲话：“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篇讲话经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王若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谢文雄

王若飞，1896年10月生，贵州安顺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卓越政治家。

王若飞少年时期便积极投身革命，曾先后赴日本、法国、苏联留学，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之一。1925年4月，王若飞回到国内，担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王若飞指导郑州、开封等地开办党训班，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动员群众站出来投身革命；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各地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反对封建地主和军阀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王若飞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农委主任。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他又秘密奔波于南通、无锡等地，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大江南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8年6月，王若飞在苏联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并入列宁学院深造。1931年，王若飞回国，担任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指导西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工作。他先后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五原等地，向内蒙古党组织负责人乌兰夫等传达党的指示，了解当地党的工作和农民协会活动开展情况，并与当地干部共商革命斗争方案。在他的努力下，内蒙古党的组织和交通联络站得以恢复和健全，全区革命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同年11月，因叛徒出卖，王若飞不幸在包头被捕，开始了长达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涯。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王若飞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不久，他协助林伯渠主持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对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对抗日根据地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制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过程中提供了重要意见，为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特别是实现蒙汉联合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5月，王若飞随林伯渠参加国共谈判，起初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后担任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全面负责日常工作。在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王若飞还十分重视发动群众，不断推进大后方民主运动发展。1945年2月，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王若飞和南方局同志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发动工人和市民开展了一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群众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王若飞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极为艰巨的谈判。1945年10月，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上签字。在之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王若飞与破坏《双十协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翌年4月8日，临回延安之际，王若飞向周恩来依依惜别：“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谁曾想，这一别竟是永别。因天气恶劣，飞机起飞后，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王若飞不幸遇难，时年50岁。

王若飞等“四八”烈士遇难后，延安、重庆等地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题写了挽词。周恩来在悼念时沉痛地说：“若飞！你最后一席话，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的统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