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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向华:【学党史】伟大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5)

八、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一个高地,以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后来,土城战役调动了干部团参加战斗,朱德到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动员。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战役之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打鼓新场风波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1935年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提议,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红军撤离遵义、二渡赤水后,前敌指挥部根据敌情作出判断:敌周浑元纵队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之动态。3月9日,军委电令发出“关于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的部署。

3月10日1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朱德同志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该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张闻天决断不下,只好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马鬃岭山脚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里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第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民主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当夜,毛泽东同志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焦躁万分,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好,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同志:“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同志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所以,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还有两次战役(土城战役打得很惨烈,打鼓新场战役没有打成,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尊重)。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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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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