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的演变过程与特点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政党国际形象作为国际社会对一国政党理念、行为和业绩风貌的整体认知与评价，是政党自我建构与国际评价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特殊执政资源。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政党外交的日益紧密深入，政党国际形象重要性也日益突显，这不仅关系到执政地位和能力建设，还关系到政党外交影响力和国家形象塑造。但受制于国家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不平衡，其形象的正负与影响力向背往往很难掌控，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智慧予以建构优化。作为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百年风雨洗礼的世界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发展、开放包容形象越来越得到世界关注和认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获得从大党走向强党的先机，还需要不断优化国际形象，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争取外交主动权、话语权和良好发展环境。为此，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奠定优化国际形象的前提和基础。

从不认可到多元化、两极化认知的演变过程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受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对外传播及西方学术传统和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影响，西方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发展阶段的理念、行为和业绩的认知经历了从不认可到多元化、两极化认知的演变过程。

一是革命形象认知：从在华利益“破坏者”到照耀中国的“红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逐渐引起海外学者和政界的关注。1925年，曾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用英文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①和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给美国国务院报送的《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让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色政权。但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形象多是负面的，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信息的严密封锁和妖魔化宣传，以及共产党自身对外宣传条件和能力限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知往往是道听途说且以负面为主，特别是美国，一开始就先入为主，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美国在华利益的“破坏者”②。

相较而言，学者们的认知更为理性客观。美国学者、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和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通过深入根据地或解放区的一线采访，从中共领导人亲民、简朴、睿智、团结形象、人民军队的训练有素和优良作风、党员干部以民为本的理想主义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等角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照耀中国的“红星”形象，第一次直观感性地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神秘面纱，解构了被妖魔化、神秘化的革命政党形象，使西方人对中共形象认知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中国学和中共学的开创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也认为“（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第一个提出“延安道路”，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则从中国革命的国际性和必胜性角度进一步丰富和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③。此外，我们党也通过新闻报道、文化宣传、理论批驳、团结开明士绅、组织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等方式打破信息封锁，掌握宣传主动权，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和平与团结的先进善治政党形象。

二是建设形象认知：从民本政党到红色政党、宗教式政党、精英政党等他塑型认知。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的新形象建设使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虽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度肯定中共军事和政治能力，却未能改变其对我们党经济建设能力的高度怀疑。加上正值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信息高度封闭，因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知带有很大的他塑性，即主要从西方价值观或借助研究苏联列宁主义被“中国化”（或未被“中国化”）的程度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形象，由此得出红色政党、宗教式政党、精英政党的认识。1908年提出“政党形象”概念的英国学者沃拉斯认为，“政党形象”就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中的政治竞选、公民投票、争夺选民、政治传播媒介以及政党政治认同，以此为政治话语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进行建构，中国共产党则被表述为“红色政党”“宗教式政党”④。另外，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运用精英政治理论，认为中国“政党”与“国家”相互融合、难以区分。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共属于列宁主义政党，是复制苏联模式的产物。

三是改革开放形象认知：从单一政党到非单向度政党的认识演变。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西方主流媒体眼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由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单一、固定化的政党形象，逐渐转变为多元化的非单向度的政党形象。虽然领导人更替依旧是世界关注热点，但随着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和党际关系热度下降，我国经济政治改革进程中的党军关系、党政关系、农村党员干部作用、知识分子政策变化，以及与党和政府有关联的“智库”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共政权的影响等问题成为西方勾勒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焦点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对个别党政机关进行调研，以及对某些中共党员和政府官员的采访，对中共的认知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和微妙。新世纪以来，学者狄忠蒲、贝淡宁等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民族性，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从领导人民致富转为更加注重发展民主。还有学者从美国、日本、韩国等境外主流媒体拍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分析发现，国外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日趋分裂，如崛起与霸权的政治形象、腾飞与泡沫的经济形象、灿烂和扩张的文化形象、稳定与动荡的社会形象、新潮与贫穷的国民形象⑤。这种褒贬不一和二元对立的认识，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国际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复杂态度和情绪。

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多元认知到两极分化的认识走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影响政党形象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多元化形象认知出现肯定与否定两极化发展。一方面，国外主流媒体、知识界、政治精英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务实、亲民的执政风格和形象，普遍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关注国内外现实状况，在政治理念和施政方针上展现出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具有长远的政治视野和卓越的政治才干⑥。许多国家的政党政要、智库媒体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历史推向了新高度，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是共建美好世界的引领者，是各国政党学习的榜样，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⑦。从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英美两国主流媒体《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来看，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就，盛赞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高度肯定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哲学和能力⑧。总体上看，国际主流舆论界、知识界、政治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正在转变为政治组织建构能力不断提升的执政党印象④。中国共产党创新开放、包容担当的正面积极形象日益成为主流。

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西方政界、学界和媒体人士，始终戴着有色眼镜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能否顺利取得实质性进展，对当前乃至今后中国政府能否有效化解各种国内社会问题感到焦虑，担心中国的对外政策能否长期坚持和平发展并影响世界。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诸多西方担忧，需要中国共产党以战略定力和智慧消解成见、寻求共识，建构优化更具国际信任和认同的良好形象。

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的演变特点

一是意识形态影响根深蒂固，导致外媒、政客对中国共产党始终抱有成见，美化与丑化并存。例如，不少外媒从全面怀疑到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执政绩效的同时，却喜欢用Socialism（社会主义）、Red（红色）、Authoritarian（威权主义）、One-Party Rule（一党专政）等词汇来形容中国或者中国共产党，《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这两家美国重要的新闻杂志对中共领导人的报道总是沿用意识形态浓厚的符号做背景，而非以人情化方式进行处理，对领导人的实际执政业绩也很少提及⑧。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由来已久的成见和傲慢并未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强大而完全改变。

二是与中国发展实力对比越强烈，反华或厌中等负面情绪越盛。例如，日本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显示，日本社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对中国现实状况持肯定甚至是欣赏和赞美态度，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厌中情绪”，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例明显下降，而持相反态度的人比例上升”，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等因素加剧恶化中日关系的同时，也使日本纪录片负面作品数量大大超过正面作品（2011—2013年达到46∶29），这些与日本发展出现停滞而中国迅速崛起引发的日本焦虑和不适应密切关联⑨。同样，2008年奥巴马提出美国重返亚洲、亚洲再平衡战略，2017年特朗普宣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竞争对手，也是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引发美国焦虑，而试图围堵中国，扼制中国发展。

三是不同利益主体关注点和认知分化明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界、媒体和民众之间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认识关注点不同，且反差较大。一些发达国家政客和媒体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策略抱有成见和怀疑。即使是社会主义政党，在认为中国应该成为全世界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们的灯塔（英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主席布拉尔），肯定中国负责任大党形象的背后，更热衷于用帝国主义、剥削、反动等过激词汇和“别纠缠中国（Hands PFF China）”运动等行动表达其意愿，而对中国共产党1982年就确定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共赢等执政理念与行为并未真正理解认同，而是表现出忙于挽救的焦急⑥。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更趋正面认识，捷克、保加利亚、白俄罗斯、缅甸、印度、黎巴嫩等国政党以及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均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发展。2000年成立的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中心深刻影响着全球讲西班牙语国家社会各界的对华认知，其主任胡里奥·里奥斯更是对2049年的中国发展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将建设更加公平、发展更平衡、各方面权利更充分的社会，成为能抗衡其他大国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行径的国家，推动建设一个更具合作精神、尊重无论大小国家均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国际社会。

从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态度偏好看，也分三派，以美国为例，主要分为同情中共派，或称为左翼，如费正清、德里克（Arif Dirlik）等学者，对中共既有相对温和的批评，也有肯定乃至赞扬；批判中共派，如林培瑞、泰维斯等学者，有的甚至反共，或称之为右翼；中间派，如麦克法夸尔、沈大伟等人，这一派学者有的尽管对中共批评较多，但往往并不激烈反共。此外，美国政界和新闻界也有较为反共的一派，如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老牌反共传媒大亨、《时代周刊》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等。

四是密切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执政绩效，但政治关注下降且出现选择性偏好。有学者选取2010到2016年境外主流媒体所拍摄的十七部中国题材纪录片进行关键词提取发现（见图1），国际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关注集中在政治制度和官员腐败等领域，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文化发展，尤其是经济领域，涵括海外投资、城镇化、创业创新等领域。美国主流媒体舆论认为，“党内民主”是中国走向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途径，但在旧有偏见下并未对中共党内民主进行过多报道，仅给出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不完善的大概叙述。同时，热衷报道腐败与党内派系斗争，而无视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努力和成绩。这些都影响了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总之，建构和优化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是新形势下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发挥更大国际合作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渴望了解中国的需求回应。国际形象的建构与优化核心是实力比拼，关键是沟通互信，出路在策略设计，中国共产党应利用建党百年取得的重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不断提升的国际话语权，在把握政党国际形象建构优化一般规律和学术与政治并存特点基础上，运用控制论、博弈论、公共选择论及西方政党理论等多学科知识，从价值性研究和规律性研究入手，加快多维度、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性理论和实践策略研究，才能总结历史形象、把握现实形象，开辟未来形象，切实发挥国际形象执政资源的政党和社会发展作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学者路克利认为《中国共产党简史》写于1926年（路克利：《政党奇迹 刮目相看——海外中共学：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北京日报》，2016年6月27日），但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中国共产党简史》是1920年在中共有关人士帮助下撰写的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宝贵资料，葛萨廖夫并非原作者，而仅仅是校订者，又推说其底本很可能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顾问纳乌莫夫1926年在张太雷帮助下写的俄文版 《中国共产党小史》 （[日]石川祯浩：《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由于后者自相矛盾需进一步考证，故采用前者观点。

②李戴：《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步认知（1921.7—1941.12）》，《珞珈史苑》，2011年。

③路克利：《政党奇迹 刮目相看——海外中共学：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北京日报》，2016年6月27日。

④蔡青竹：《中国共产党形象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8日。

⑤罗乐：《境外涉华纪录片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2010—2016)》，《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人民日报》，2020年7月1日。

⑦夏金梅、杨柳缨子：《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评价》，《红旗文稿》，2018年第15期。

⑧黄庆、朱瑾：《美国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研究》，《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第1期。

⑨徐晓波、黄倩：《论NHK涉华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与价值倾向》，《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