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元典看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每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感恩生命、创造生命、发展生命和超越生命的生命意识和崇高理念，并一直延续至今。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不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而且形成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崇高体现。

《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要探寻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历史渊源，必须从先秦时期的文化元典去寻找答案。元典亦称原典，是指作为文化源头的经典要籍。它既承载着思想文化最初最本源的学说，也是表达文明起源的“密码”和“基因”。在中华文化系统中，《诗》《书》《礼》《易》《春秋》《老子》《庄子》《论语》《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即是最重要的文化元典。这些著述从多角度、全方位对人类生命意识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形成丰富的思想理论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珍惜自身。《尚书》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易经》云：“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古人把生命视为“天地之大德”，认为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欣生恶死与祈求长生乃自然本性，所以特别强调生命高于一切，每个人都要珍惜自我、善待自身。儒家尤其从孝道角度来审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珍惜生命、爱护身体就如同敬爱父母一样，不可因一时冲动而做出自残自杀的愚痴行为。

其二，关爱他人。千百年来，《论语》一直被视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也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的核心观念就是“仁”，即孔子所谓“仁者爱人”。《论语》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朱熹解释说：“贵人贱畜，理当如此。”《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云：“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同样，《尚书》提出“民惟邦本”，《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荀子》强调“平政爱民”等。这些观念都是崇尚仁爱，主张以民为本、关爱他人，从而建构出人类社会美好的道德伦理规范。

其三，善待万物。古代原始宗教是“万物有灵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善待万物就是善待人类自身，故《易经》强调“厚德载物”，《庄子》提出“爱人利物”，《尹文子》主张“博施于物”。为此，古人还提出了具体的行为规范。例如，《论语》提出“钓而不纲，戈不射宿”，《礼记》主张“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尤其是《孟子》强调：“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并认为这是“王道之始”。这些观念与佛家强调众生平等、慈悲为怀一样，都是告诫世人要善待自然万物，不要滥捕滥杀，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

其四，顺应自然。《易经》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主张为人处世要“与天地合其德”，这与儒家“天人合一”和道家“物我齐一”并无二致。《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强调要遵循天道，顺应自然。尤其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道家总是看得特别通透，并极力主张乐天知命，求真保性，不为世俗羁绊所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能够将生死同等看待，自然也能把名利、荣辱、贵贱等抛之脑后，于是就有了“鼓盆而歌”的大彻大悟和“钓于濮水”的通透洒脱。

其五，舍生取义。《论语》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尽管生命是宝贵的，人生只有一次，但与苟且偷生、贪生怕死的行为相比，舍生取义、舍命求法、以身报国、以死铭贞等则更能体现出生命的价值，也是古人生命意识的最高境界。从“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的人格尊严，到“文死谏、武死战”的忠义精神，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这都是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生动写照。

总之，先秦文化元典不仅生动记录了古圣先贤对于生命的理解认知，而且还为人类生命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赋予了强大精神动力，同时也不断昭示人们要理解生命真谛、丰富生命内涵、创造生命价值，并将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赓续传承，永远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