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青年在社区治理中当主角

[中图分类号] C912.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09-0076-03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青年参与基层治理意义重大。新时代的青年群体对居住品质、生活品位、文化氛围的需求更为个性化、多元化，但是在社区生活中他们普遍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率不高。将青年群体有效吸纳到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基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层治理不仅直接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着党的长期执政基础。现代治理理论认为，提升基层治理成效的有效方法是政府更多赋权市民，吸引多元主体的参与，在政府与公民的良好互动与共同协商中培育和提升公民的自主管理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无疑是对现代治理理论的生动实践。

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在城市主要是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包括青年群体在内的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对于社区治理而言，青年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是提升社区活力、推动社区高效能治理的关键。较为普遍的现象是，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比例非常低，老年人为社区治理主体的结构失衡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这与我国当前社区治理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对更高素质的领导者、更具活力的参与者的高需求相去甚远，由此也产生了由于青年人自身利益无法满足而造成物业纠纷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其中缘由，既有强大竞争压力之下，青年群体的时间和精力多被工作占用不愿参与，也有因为缺乏社区参与的氛围和机制支持，导致年轻人很少主动走入社区、参与治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青年一代为社区疫情防控的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社区治理的生力军。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需要高素质的青年人贡献专业能力。应急处突，更离不开青年一代的积极参与。对于青年发展而言，作为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制度的创新，为青年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绝佳的制度平台和实践场域。青年一代要想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锤炼。如何充分发挥青年作用、构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成为影响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青年群体在网络中呈现高度参与意识，对公共事务与热点问题的关注远超其他群体。然而，青年群体的虚拟世界意识并没有自然转换成现实社会行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遭遇现实困境。

制度保障方面。围绕社区治理，国家出台了诸多专门性指导意见和系列法律法规，从战略高度保障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更从整体上为多方参与社区共治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制度环境。然而，目前的法律文本基本是全局性、指导性和原则性的，并未也不可能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流程等进行可操作性的规定。比如，现有法规都没有明确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权利的具体内容、方式和途径，也没有明确居民参与权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以及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回应和反馈机制等。作为居民自治核心精神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内涵与外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解释。上位法的模糊性必然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在传统行政管理思维的影响下，表面上倡导，实际上为了管理便利而设置隐形门槛，从而控制并限制居民参与。

组织保障方面。青年的自组织参与是推动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是参与成本相对较低、治理效能相对更高的一种形式。青年社区组织大多处于起步阶段，自身实力较弱小。既缺乏专业人才和稳定队伍的支撑，也缺乏稳定项目经费和固定办公场所的支持，更没有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架构。以“陌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区中，社会资本长期处于整体不足的状态，发育尚不成熟的青年社区组织很难在社区信任网络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坐标，也就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支持。此外，居委会和社区居民普遍存在“公益组织不该收费”的错误观念。“造血”功能差，青年社区组织随时会陷入朝不保夕的“断粮”境地。

参与文化方面。邓小平同志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法制传统较少。”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政府主导的高度集中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居民依赖单位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打破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重塑了青年群体的规则意识，但助长了过多关注个体利益的功利意识。于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青年群体天然具有了双重属性：对政府、对单位等体制的惯性依赖与对个体权利的过分关注。然而，惯性依赖导致参与不积极，参与不积极导致权利难以表达与保障；要保障和伸张自身权利就要合法参与，一旦参与不畅导致自身利益受损，青年群体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悲观排斥情绪，采取极端手段加以维护。“依赖”心态和“巨婴”心态衍生出“盲目排斥、冲动参与”的两极行为方式，背后隐藏着青年群体参与文化的先天不足。

青年主体方面。青年自身的参与能力直接决定着参与效果。现代社区治理事务繁杂、参与程序严格、参与主体多元，若参与者不具备相当的政治常识以及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对参与的流程与具体的规则就会一知半解，对其他社区组织和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运行机制不甚了解，必然导致无法娴熟地利用规则来维护自身权益。青年群体的协商谈判能力是参与能力的核心指标。要求青年既要懂得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权益，更要学会遵守协商的过程与规则。不能有利则聚，无利则散；也不能利则取之，害则舍之。对公共利益与公共规则的遵守是底线和前提。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推进路径

青年人应该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既能有效提升当下社区治理的水平和活力，也为未来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要解决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需要政府主动搭建平台，扫除各种显性和隐性障碍。

政府主动搭台消除隐形门槛。作为顶层设计者和制度供给者的政府，是社区治理的始创者、推动者，目前还是主导者。从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的角度，而非公共权力配置的角度关注青年居民参与权利的实际要求，真正消除青年参与的各种隐形门槛。扶持青年社区组织的发展，提升青年人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实现对青年的赋权，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提供顺畅的渠道和制度保障，建立起“青年参与——政府回应”的基本机制。这样，青年参与的实际效能才能真正提高。

细化完善制度规范。首先，制定社区居民议事会的议事规则和参与程度。各类议事会是社区的决策机构，要保障青年居民参与的可行性。根据本社区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参与程序，使居民一目了然，明确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其次，建立青年参与的侵权救济制度。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青年群体能够依据相关规定向相关部门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保证其权利。最后，畅通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网络渠道，集合青年群体的碎片时间，构建彼此支持的网络系统，打造高效的网络社区空间。

孵化多元社区组织。为青年提供组织化平台，培育并支持青年社区组织发展，成为政府要打通的关键一环。一方面，大力引导青年群体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志趣成立相应社区组织，将青年中有热情、有想法的活跃分子纳入各类社区组织中管理；另一方面，政府要为青年社区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资金、项目和办公条件支持，使其有稳定的队伍，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此外，加大对青年社区组织的培训力度，提升组织的公信力，推动青年组织尽快融入社区，获得居民认可。

培育参与式社区文化。参与式社区文化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基层政府要主动推动参与式社区治理的发展，积极吸纳青年群体，这是参与式社区文化能够在社区生根发芽的前提。政府要大力弘扬参与式文化，营造“社区是我家，维护靠大家”的氛围，形成参与是常态、不参与是例外的治理常识。利用各种社区组织和多样化的活动来提升青年群体的社区归属感，让青年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强化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以强化社区普遍信任为核心，破除居民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创造更为和谐的社区邻里关系，为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培养具有参与素养的现代青年。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理性，是青年参与素养的三要素。参与意识是前提。青年人要打破依赖思维，也要改变“搭便车”心态，发扬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公共情怀和担当精神；政府、社区、学校要加大青年参与意识的培养。参与能力是支撑。培养青年人具备现代政治常识，各种程序常识，以及沟通、表达、谈判等技巧，提升参与的治理效能。参与理性是底线。在遵守公共规范和公共原则的精神下，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合理表达自身诉求，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底线是公共利益和公共规则。要培养青年群体的合作协商意识，积极维护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郑长忠.社区生活共同体构建的共青团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19，(6).

[2]宋利，王雯.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和机制探析[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20，(6).

（作者简介：李德刚，北京市委党校第60期中青班2班学员，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高级编辑；谈小燕，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