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表率天下 辇毂统合四方

北京在历史上的称呼很多，诸如蓟城、燕、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以及民国北平之类，历史上还有一些对北京的称呼，诸如京师、京城、辇毂之下和首善等，则是对这座城市性质、地位和身份的描述。这些对北京的不同称呼，从不同角度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使命，不仅影响了北京城市治理与发展特征的形成，也极大塑造了其历史发展的脉络。

八方辐辏 国家根本

自先秦以来，京师便成为都城的专有代名词，是国家的心脏所在，是政治大一统的象征，“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起初，京师选取“天下之中”也的确具有空间位置上的考虑。《史记》记载：“（周）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为有效管理国家，建国立都，必居中土，也是便于国内往来沟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因素。

京师地位的确定，从本质上是对大一统政治的巩固与维护，其意义在于“如星拱极，用以统万邦而抚方夏”。严格来讲，北京并非辽金以后历代中国疆域的地理中心，而古人之所以不断强调“今则当以京师为天下之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北京所处的区域是多元民族文化互相联络的枢纽所在。以清人形胜之言予以概括，就是“北度大漠，南绝大海，东起龙兴之旧都，下临辽沈而抚属国，西开玉门、阳关，直达于天山，远数万里，近数千里，四维雄张，以环拥京师。京师当南北之中，而近于东”。类似的形胜之言不胜枚举，但都无意中透露了时人对北京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一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和肯定。

辽金以后，北京便成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和政治中心，究其原因，就在于多民族文化特征是中国大一统过程中分裂和实现统一的关键所在。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如梁启超所概括，经历了关中的中国，中原的中国，东亚的中国，天下的中国，再到世界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最终融合为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格局。其中，影响最大的两大文化区域，一个是以中原和长江南北为核心的农耕文化区域，另一个是以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荒漠乃至青藏高原为核心的游牧渔猎文化区域。如何整合这两大文化区域，是事关中国统一与分裂的关键所在，而北京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两个区域的重要结合点上，从而在辽金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首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惟燕当之矣”。清军入关，以夺取北京作为国家一统的开始，其战略判断就是占据北京才是统治者南面天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之所在。

京师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军事防卫上层层环卫，拱若星辰。就清代而言，八旗劲旅，拱卫京畿，禁旅云屯之外，又有巡捕三营。在城池建设上，从内到外，依次是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四重城。在京师行政建置上，同样由内到外，依次是五城、京县、顺天府、直隶所构成的京畿行政圈。

京师作为四方之本，也是国家的文化教育中心。“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为教育天下之人才，首善之地设有国子监作为国家太学，倡导教化之先，立孔庙以崇儒重道。平均每三年一次会试，各省举子，云集京师。就连科举录取名额也优于各地。除了科举考试之外，清政府还经常在京城开办各种官修书局，召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人文士聚集馆中纂修书籍。这些官办学术工程不仅扩大了对全国学术文化的影响，而且也使一些学者得以交游天下学人，成长为硕学鸿儒。

京师也是“南北供亿”的商货中心，来自各地的物资商货源源不断。其中，漕粮事关“天庾之供”，更是统治者付出巨大人力、物力予以保障的物资。“国家岁转漕粟，以实京师，乃备天庚之出纳，关系最重”。京师人众，始终是北方的商贸流通中心。“燕京为都会之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驵侩之徒，群萃杂出”。京城商民安辑，百货流通，民殷物阜，一直是统治者追求的目标。

作为国家之本，京师又是人口汇聚和流动的中心。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汉高祖刘邦亦接受刘敬的建议，向关中大量移民。明成祖朱棣从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郡迁移富民至北京。清初迁都，有近三十万八旗人口迁入北京，京师人多来自全国各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京师对各地绅商士民的吸引力非一般城市所能比拟。清初戴名世尽管厌恶京城街道之污秽，但依然禁不住感慨：“未见京师之可爱，而何以人多不忍舍之去也？”大量人口迁入北京，不仅体现了统治者对立国之本的重视，也反映了京师对人们的吸引力。

辇毂重地 稳定为先

维护政治安全与秩序稳定是清代北京城市管理的优先考虑，也是贯穿首善之区各项事务的重要原则。北京城自元大都奠基以来，历经明、清，逐步形成了从内到外四重城郭、“内九外七皇城四”城门的防卫和政治礼仪秩序的空间布局。清代八旗驻防、旗民分治，除了拱卫皇城，保障朝廷安全之外，另一重要责任就是京城治安。步军统领衙门与五城设官及其职掌，无不以秩序安全、缉捕巡防为重，正所谓：“京师为辇毂重地，除莠安良，缉捕尤关紧要。”社会安全、秩序稳定是清政府赋予京城管理者的首要职责。

也正因此，作为辇毂之下，都城所辖区域的行政设官，相比于其他地方府州县，更受重视，“视外郡品秩加优，所以重帝都也”。明清时期京师不仅设有两京县，而且顺天府尹往往由部院大臣兼任。当然，京城地方行政在天子脚下所面临的障碍与困境也非一般地方府州县可比，“棋布星罗，条分缕析，比之外府州县，特加繁重”。不仅如此，京城权贵多，行政执法所遭遇的障碍也尤其多。至于基层管理人员，更是难得其选。宛平与大兴这两个京县所面对的服务对象，上自郊庙朝廷，下至九卿百执事，“非外县之可同者”，尽管品秩“较外县增二级”，但“治人之责，视外县又数倍”。

此外，历史上的北京城市管理往往由军事防卫、中央直管与地方行政三重管理体系组合构成。军事防卫使得北京城市的治安管理突出地表现为军、警两重性的结合。加之很多领域实行中央直管，以至于国家权力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市行政的地方性。

国家政治制度是北京区域在历史上发展变迁的关键要素。而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更迭、变迁，就成了京畿区域历史变迁和演进的重要动力。这个动力既有内生性，也有外部驱动性。

首善标准 表率天下

首善是京城城市治理的标准与追求。因为京城作为政治礼制的中心，几乎是国人上行下效所参照的标准。这一观念自先秦确立以来，代代相传。《诗经》曰：“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史记•儒林列传》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北魏时期担任过首都行政长官的甄琛说：“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

政治中心的引领作用从来都不容忽视。墨子曰：“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也。”《后汉书》记载，东汉马援之子马廖曾上疏皇太后，强调百姓参照京师风气“从行不从言”时引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又引长安俗语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民谚虽然夸张，但说明京师风习、崇尚对于全国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京城作为“四方之标准”“四方之所观仰”，自然要表率天下，做好风化之首的榜样。清康熙时期，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条奏：“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雍正帝谕令大学士：“辇毂之下首善之区，尤当整饬化导，以为万邦之式。”在颁赐顺天府匾额时，雍正帝又题写“肃清畿甸”，明确要求顺天府“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京师为观瞻，以首善为标准，这无疑是传统中国逐步实现一体化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重要推动方式。

政肃风清，秩序井然，是清政府对首善之区的首要要求，“宫阙府库之宏壮，郊庙社稷之严肃，朝市民物之巨丽，秩乎其有序，井乎其具列”。京师这种首善观念对清代北京城市的建设和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城池格局与城市管理体系相契合，体现了古代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而且其政治性原则始终高于一切，安全、稳定、秩序是第一要义，其余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则大多服从于这个原则。北京的这一特点，甚至给乾隆末年远道而来的英国人斯当东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北京仅是中国政府的所在地点，它并不是一个港口，也不是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北京也不是一个追求娱乐或享受的地点。”斯当东的感受虽失之简化，但颇为真实。

总而言之，北京作为辽金以来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权所在地，因其京师的地位成为全中国的天下之中，成为政治、军事防卫、文化教育乃至经济商贸的枢纽之地；因其辇毂之下的身份特征，行政建置与城市发展的各项举措几乎无不服务于国家根本的需求，从而具有了表率天下、统合四方的功能。

（作者简介：刘仲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