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眼中的曾国藩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国学者眼中，曾国藩是一个在儒家保守思想的传承中实践中国近代化改革的经典人物，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关键一环。美国学者对于曾国藩的认识始于太平天国，并伴随着对中国近代化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深化。

享有卓越声望的传统道德卫士

20世纪之前，美国学界对于曾国藩尚未形成专业研究。不少传教士和观察家在中国创办刊物，报道中国国情与文化风俗，逐渐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如1832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丛报》、1845年创办于香港的《中国邮报》及1850年创办于上海的《北华捷报》。外媒首次提及曾国藩，是对他筹建湘军阻击太平军的报道。随着战事深入发展，美国学者越来越关注太平天国与湘军的对峙，也对曾国藩本人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围绕他镇压太平天国、同治中兴和儒学素养等方面展开研究，对他逐渐形成了“勤政、清廉、拼搏、受尊敬、肯奉献、守儒学”的正面印象。

被西方大炮护送入条约口岸的外国商人，曾经与太平军领导人一样强烈反对曾国藩的战时政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折服于曾国藩在中国享有的卓越声望，并认可他所获取的“前所未有的荣誉和光荣”及“广泛影响”。曾国藩和李鸿章被他们并列为影响中国近代发展的时代巨人，一个在道德上难以战胜，一个在肉体上难以折服。较之李鸿章，曾国藩被认为更排外、更保守，但同时他也更具才能，更聪慧、诚实和“绝不耍花招”。曾国藩站在宗教信仰的对立面，外媒和传教士把他标榜为“守护中国传统保守文化的顽固人物”，但这些刻薄的评论同样也没有阻碍他们对曾国藩人格品质作出深刻而清醒的肯定和赞美。当曾国藩于1868年离开两江总督任上时，《北华捷报》评论说“预计他由达官显贵陪伴到至少扬州以远，这种陪伴总督的状况以前从未发生过，因为他的官署不受达官贵人清规戒律弊端的束缚，所以他总是和其部下打成一片。他很严厉，但是人们总是能够理解他的意旨，结果与通常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较，在他手下遭殃的官员总是微乎其微”。无论是西方媒体、观察家还是商人、政治家，或是学者，西方阵营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最令他们头痛的敌人，是顽固维护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封建政体的守旧分子。他们一边嘲弄并抹黑他为西方阵营的工具，一边又不得不承认曾国藩的权威建立在赢得他们不情愿或情愿赞扬他的各种品质之上。作为周旋于中外和局的重要人物，曾国藩十分了解自己力量的源泉不是外国人的支持，而是中国人的拥护。从没有人对曾国藩本人按照儒家卫道士的严苛准则生活有过怀疑，但是他却从不满足，不断地批评自己要求不严。他主要担心的事情之一便是他的子女和他本人可能会居功自傲。他个人的开销很低，据一位外国人说：他身着最寒酸的衣服，绝不摆架子。

守护帝国统一的坚韧儒学信徒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英美媒体、学界都掀起了一股“抢功”热潮。到底谁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是曾国藩的湘军还是洋枪队的新式武器及西洋军队？无论是英国学界的“戈登说”，还是美国学界的“华尔说”，都把矛头指向了曾国藩。他们一致认为，清廷在和太平天国的军事对垒中长期处于下风，直到“洋枪队”的介入，才彻底扭转了战争局势，最后奠定对太平军胜利的是洋枪与西洋智慧。华尔和戈登成为外媒与英美学界争先追捧的对象，《北华捷报》大力肯定华尔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重要贡献，称1861年进攻松江的太平军在广富林镇被“那位用欧洲式的战术所训练的一团精干强健的兵士的华尔上校指挥下的帝国军队的勇敢和纪律”所击败，松江的收复奠定了对太平天国战争取胜的基石；华尔本人也被擢升为中国军队里的镇台（相当于少将），皇帝还传谕赐予“常胜军”之称号；传教士丁韪良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太平天国运动会将罗孝全教士的学生——洪秀全推上中国的皇帝宝座；威尔逊评价戈登的部队严密性、整体性高且行动迅速，武器装备精良、军官勇敢、士兵自信，长官能适应地形来指挥行动，并且以不倦的干劲加以实施；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也正面肯定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历史地位，夸奖他们面对敌人表现勇敢，并逐渐赢得了中国官方及联盟者的信任，但他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首功问题，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中国总论》中，卫三畏指出：在占领了常州后，常胜军及其勇敢的首领作战活动宣告结束。这时，太平军手中的据点只剩下南京，曾国藩掌握了攻城的充裕条件，无需戈登部队效劳，便解散了这支著名的队伍。所以从参战时间和重要性来说，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都不应落在常胜军的头上。

这是美国学界第一次正面评价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功劳，卫三畏明确指出外国观察家们被一支优秀的小部队所享有的名声所迷惑了，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主角被遗忘。窃走曾国藩亲手赚来的名声，却将戈登与李鸿章供奉于历史的祠堂，世上很少见到如此大的不公。卫三畏盛赞了曾国藩在十多年来极少得到别人的协作、极度缺乏资金以维护军队而且本人不懂任何兵法的前提下，克服了几百年来帝国行政中纷乱如麻的困难，实现了战胜的奇迹。他以清晰的思维、永不丧失的耐心、审慎的常识办成了这件事。他从不担心别人遮蔽他的光辉，不惜将自己扎扎实实赚来的桂冠送给别人，他把能人吸引到自己身边，用他们的才干来弥补自己在兵法上的不足。曾国藩认真地实践儒学，努力将孔圣人的品质注入自己的言行，决不愿意因为偏离忠孝之道而有损颜面或“丢脸”。他直言无隐，诚实无欺，在一个缺乏诚信的时代以诚为本。黑尔博士是第一个为曾国藩立传的美国学者，他盛赞曾国藩一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使国家免于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并将他与乔治·华盛顿相媲美。濮兰德和巴克斯赞扬曾国藩是哲学家中一位具有英雄行为的人物。费正清肯定了曾国藩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认为他在军队的总体规划和装备、军事组织的经费筹措和军官的选拔上是无人能及的。当时所有的伟大领袖，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成名的。

综上所述，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首功问题，美国学界在20世纪前30年已经形成一致意见，并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逐渐对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更大兴趣，关注的焦点也逐渐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转移到对他自身的儒者品格上来。随着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研究的加深，更多学者和观察家渐渐摆脱了宗教传统视角的束缚，开始用研究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路径去看待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并试图从中挖掘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东方异质文化的本质。

推动军事现代化的经世改革家

20世纪前30年美国学界已注意到，与太平军纠缠多年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边在作战中惊叹西洋武器的强大摧毁力，一边在深刻自省中转变思维，开始琢磨如何在现有体制下有效利用西洋先进技术以摆脱困境。曾国藩作为同治中兴的核心领导人物，与在中央发挥重要作用的恭亲王奕䜣相比，他在地方上切实推动了这股改革之风，尤其对于中国军事组织向近代转变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曾国藩无疑是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第一人。美国汉学家马士在晚清军事组织中重点分析了民政当局指挥下的有战斗力的非正规军队，认为这种武装力量也是以省为单位并置于文官统辖之下的、作为与帝国或省的正规军事组织不同的军事力量而存在的。这支兵力始创于太平天国时期，是省当局为了保卫乡梓，不得不建立的非正规军和志愿兵的组织——勇。马士用法国大革命或莱比锡时代的志愿兵来比喻这种组织的性质，认为这支军队在它组成以后的四十年中（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溃败）构成了中国的武力担当，甚至是“新军”建立的基础，这就是曾国藩一力创建的中国近代军队——湘军。对于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动机，黑尔博士也补充了太平天国之外的因素。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就在京城密切关注这场战争，他几次写信回家谈及事件进展。安德鲁认为曾国藩早在给咸丰皇帝上疏帝国政治问题时，就呈现出与其他官员不同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其他官员都将帝国的前途和政治形势的发展寄托在帝王身上所不同，曾国藩提出一系列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和方法，同时严厉指出京都官场腐败和废政的严峻形势。

作为中国近代军队模式的创建人，曾国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黑尔博士梳理了初期曾国藩遭遇的三大困难：一是军队纪律的制定和实施；二是建军经费的筹措；三是曾国藩出湘阻击太平军的时间选择。黑尔博士非常关注曾国藩面临的困局和他的心理变化。在出湘抗击太平军取得首胜之后，黑尔博士分析了曾国藩的烦恼，认为他当时最大的焦虑在于难以维持日益延长的交通线上的增援和补给。另外，财政不定会导致军心不稳，民众时刻有可能因为窘迫与不满而加入太平军。同时，曾国藩的湘军规模不断扩大，他也时刻处于清廷的猜忌之中，如果他有一个强大的对他深信不疑的朝廷，给他撑腰，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召集一支大部队，甚至十倍于他实际招募的数量，以最快速度歼灭太平天国。为了在长江水面上阻击太平军，曾国藩建立了水师，推动中国近代军事事业的完善和发展。黑尔博士对于曾国藩在战争中表现出的稳健之道极其推崇。从研究曾国藩开始，更多的学者开始正视中国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关注中国在内外战争之后的中兴和近代化探索，以及中西思想文化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交锋。

近百年来，美国学者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渐发展为海外中国学的一扇窗口。卫三畏、马士、黑尔、濮兰德、巴克斯、费正清、安德鲁、卫德明、芮玛丽及列文森等众多美国学者都从这扇窗口中窥见了中华文明在近世奋斗中的挣扎与转变。曾国藩对儒家文化的持守，不断加深美国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和认知，也正是在这样的文明互进中，“他者”视域下的文化解构也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丰富的回馈，不断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与超越。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文理学院数理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曾国藩儒家思想在美国的英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0JD049）和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湖湘经世致用思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项目编号：18B396）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Hail, William James, 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

②Hsien, Andrew Cheng-kuang, Tseng Kuo-fan, A Nineteenth-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 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