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左传癖”的治世能臣

杜预（公元222―285年），字元凯，魏晋时期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文武全才，是明代以前唯一同时配享文庙与武庙的大臣。杜预一生在政治、军事及学术上颇有建树——治理地方，政绩斐然，被百姓称为“杜父”；虽不善弓马骑射，却能运筹帷幄，率军平定东吴；修订《晋律》，删繁就简；注解《左传》，流传至今。《晋书》赞其为“‘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明朝内阁首辅、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认为杜预与诸葛亮“此两名臣，古来绝少”。

出自儒雅 卒致军功

杜预的祖父杜畿是曹魏名臣，政绩“常为天下最”。父亲杜恕因与当权者司马懿有隙，遂以幽死。杜预也受到影响，仕途不顺。待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接管朝政后，杜预迎娶了高陆公主，不久被拜为尚书郎，后承袭祖爵被封为丰乐亭侯。在一般人看来，杜预日后必能成为一位文治能臣，没料到他后来因平定东吴立下赫赫战功，竟以军功扬名天下。

泰始年间（公元265―274年），杜预出任河南尹，奉诏制定官员考核条例。杜预认为，以往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条例过于精细、苛刻烦琐，影响行政效率，建议重申唐尧之旧制，抓大放小、删繁就简，并委任各辖区明达的官员每年自行考核部属，以六年为一个考核周期，主事官员综合六年考核成绩，对部属予以升降赏罚。杜预的“六年黜陟法”得到了晋武帝的认可与称赞。

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杜预被任命为度支尚书，管理国家财政。在职期间，他恪尽职守，建粮仓、定谷价、管盐运、制课调，凡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皆以恳切直陈，为百姓谋福利。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秋，多地因暴雨引发洪灾和蝗灾，杜预随即针对各地灾情动态，制定详细的应对措施，将损失降至最低。在担任度支尚书的七年间，杜预参与处理各种政务，《晋书》记载：“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其博学，是个通才，就像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也”。

杜预的博学多识还体现在军事谋略中，唐代大臣姚思廉曾评价道：“昔邓禹基于文学，杜预出自儒雅，卒致军功，名著前代。”杜预虽身不跨马，射不穿札，但每有攻伐大事，辄居将帅之列。当时，东吴君主孙皓昏庸暴虐，已失民心，是伐吴的大好时机。晋武帝却误信贾充等人，对伐吴一事摇摆不定，待其终于下定决心伐吴时，大将羊祜却因病无法带兵。羊祜在临终之时，向晋武帝举荐杜预率兵伐吴。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一月，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杜预到任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西陵作为东吴的西部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又有名将张政驻守，正面对抗的难度较大。于是，杜预制定了突袭西陵的方案。张政准备不及，以惨败收场。事后，杜预略施小计，离间东吴君臣，吴主孙皓果然中计，任命武昌监刘宪接替张政之职。大战在即，撤换主帅，实乃兵家之大忌。杜预抓住战机，三次上书晋武帝请求即刻开战，不料缺乏主见的晋武帝对伐吴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对杜预的请战之举迟疑不决。等杜预第三次将请战书信送至宫中时，晋武帝正与大臣张华下棋。对于是否出兵，晋武帝不置可否，只是埋头于棋局。张华见状，推开棋盘，言辞恳切地劝说武帝莫要优柔寡断、耽误了最佳统一时机。晋武帝最终下定决心，出兵数万讨伐东吴。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杜预陈兵江陵外，派兵沿江而上，夺取沿岸城池，并设计巧取乐乡，活捉城内吴军都督孙歆。此役在整个平定东吴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杜预运筹帷幄、功不可没。于是，晋军之中便流传开这样一句歌谣，唱道：“以计代战一当万。”等清扫完江陵外围的敌人后，杜预率领晋军攻下江陵，继续东进。彼时正值南方梅雨季节，疫病流行，晋军行军作战十分困难。有人主张停战休整，等天气凉快后再进攻。杜预坚决不同意，说道：“现在我军军威大振，正像劈竹子一样，劈开了几节之后，下面的竹子就会迎刃而解，一劈到底了。”于是晋军乘胜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下东吴的都城。后来人们就用“势如破竹”这个成语，形容战斗或工作的推进毫无阻碍，节节胜利。

至此，三国以来的分裂割据状态彻底结束，西晋王朝统一全国。

杜预率军载誉而归，功勋卓著，被加官晋爵。他曾多次上书陈述自己不愿居功，请求退职，均被皇帝驳回。太康五年闰十二月（公元285年初），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途中行至邓县（今河南邓州市），突然病故。晋武帝哀悼不已，追赠其为征南大将军，谥号成侯。

明辨律令 礼法合一

杜预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还是杰出的律学家。杜预生活在魏晋之际，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乱世，法律制度也异常混乱。曹魏法制承接东汉，汉律在开国时还颇为简明，但是经过两汉四百余年的演变，早已非常混乱，律令条目冗杂，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史载“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当时的著名学者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开始对法律做注解。没想到这些注解越来越多，有数百万字之巨，反而使法律更加混乱，皇帝只好下诏以郑氏注解为准。

曹魏建立后，曾对法律作过大规模修订，制定颁布了《新律》，但是仍不理想。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晋王司马昭命令权臣贾充领衔制定新的法律。贾充手下有一个十四人的立法团队，杜预当时担任河南尹，是这个立法团队的重要成员。这次立法耗时很长，直到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才颁布，即《晋律》，又称《泰始律》。之后，杜预与张斐分别为之注解，晋武帝赋予律文和律注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泰始律》又名《张杜律》。

杜预的律学思想大多体现在《晋律》的编修与注解过程中。他在修撰《晋律》时，始终秉持“简直”的思想观念，认为“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法律条文要简要得体，通俗准确，过于繁密复杂并不合适。于是，杜预对以往的律法，进行大刀阔斧地删减，裁掉百万余字，是以唐人称赞《晋律》“实曰轻平，称为简易”。同时，杜预等人在简洁条文的基础上，倾向从宽处罚，强调各法律条文间的逻辑联系及实用效果，故而《晋律》以“宽简”与“周备”而著称，也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由繁入简的典型代表，并为东晋和南朝所沿用。

杜预的法律主张还包括律、令之别。“律”和“令”作为法律名词在中国法制史上存在已久，然而何为“律”，何为“令”，此前的秦、汉、魏朝对此也没有明确解释，这也是导致法律制度混乱的重要原因。杜预在《晋律序》中只用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十个字便解决了千百年来的法律难题。根据杜预的定义，“律”类似于今天的刑法，主要用于打击犯罪；“令”类似于今天的各类规章制度，主要用来规范行为。换句话讲，“令”为约束，“律”可定罪，百姓必须服从“令”，否则要依“律”处罚。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对“律”和“令”进行准确定义，言简意赅又意蕴深远，充分体现了杜预的法律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杜预还把儒家礼仪制度纳入法律体系当中，将“礼”作为定罪的直接依据，即礼、律并重，礼、法合一，而《晋律》则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前承汉律、后启唐律，确立了中国封建法典的体例。

沉酣六经 兴造之臣

杜预在精研法律的同时，在儒学方面也造诣极深。功成名就之后，他不留恋政坛权势，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儒学思想研究上。在众多经典中，杜预酷爱《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这一典故出自《晋书·杜预列传》。据记载，西晋初年王济甚爱骏马，精通相马；和峤视财如命，吝啬至极。杜预时常调侃这两人一个有马癖，一个有钱癖。晋武帝听说后笑着问道：“那爱卿有何癖好呢？”杜预想了想答道：“臣有左传癖。”可见，他对以《左传》为代表的经学典籍，痴迷颇深。

杜预认为流传下来的《左传》注解，多杂取于《公羊》《榖梁》两书，以致内容混乱烦琐，所以，他专修左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在引用刘歆、许淑等名家的旧注时，将其中与《公羊》《榖梁》相关的文字进行适当删减。在注解过程中，杜预甄别考证，务求文字简约、易于理解，追求事件的完整性，努力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并在文字训诂、制度阐释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世人以“文义质直”四字来论其文笔。最终杜预著成《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该书问世不久，即被列入官学，清朝经学家阮元又将其收录于《十三经注疏》中。

杜预一生治学严谨，著述颇丰，史书称其为“晋之硕学”，但流传于后世的只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

此外，杜预还在历法、农业、救灾、建筑工程等自然科学方面贡献卓著，可称为西晋的兴造之臣。在担任度支尚书期间，杜预发现与农事相关的历法有误后，即着手撰写新的历法《二元乾度历》，通行于世。同时，杜预还力排众议主张在富平津建造河桥。富平津即孟津，是古代黄河的重要津渡，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晋定都洛阳后，更成为沟通大河南北的要津。只是这里河流湍急，险滩密布，覆船破舟乃为常事。杜预设计修建浮桥，解决了首都交通的一大困难。功成之时，朝野震动，晋武帝率百官在此设宴庆贺，举杯对杜预称赞道：“若非君，此桥绝无建成之可能。”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尺，即所谓“三不朽”。唐朝初年的经学家孔颖达对“三不朽”作过如下阐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杜预也曾以此标准自审，认为自己“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勉强为之”。其实，作为三分归晋的第一功臣，杜预的文治武功足以配得上这“三不朽”的美誉。

（作者简介：马伟宣，北京联合大学中国史研究生；赵连稳，北京联合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