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华民族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变

近代中华民族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变

清末民初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转为自觉的历史关键期。这一转变既是19、20世纪之交多维时代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有赖于清末各派知识精英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早期实践。

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自觉,有着多维的时代因缘。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国家学说的输入以及边疆内地一体化建设的加速,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极大刺激了清末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各族人民组织动员起来,一致团结对外,在抵御外侮的战斗中深刻体认到彼此共同的利益安危和情感认同,以回族将领左宝贵、土家族总兵罗荣光为代表的优秀中华儿女壮烈殉国、以死明志,彰显了危机面前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中国的主权大量丧失,人民承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西方列强借此扩大资本输出,加紧控制中国的经济和财政,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沉沦跌至谷底。有识之士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推翻腐朽统治、加速现代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革命先驱孙中山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开启了救亡图存的新路。

现代民族国家学说的引入,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西方有关种族的肤色区分及其鼓噪的“黄祸论”,刺激和强化了清末国人的自觉意识,并衍生出保种、强种等民族主义思想。1903年,梁启超征引欧洲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指出民族具有同居一地、同一血统以及同其语言、文字、风俗等特征,为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世界地理和外交新知的普及,“国民”“主权”“社会”等现代概念的生成,使得传统的天下观、华夷观不断弱化。正如彭武麟教授所言,“华夏中心”的传统地理观逐渐上升到以民族国家为界线的现代地理观。

边疆内地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奠定了社会基础。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新疆内部行政管理体制逐渐统一,与内地也开始接轨,来自内地的汉、回等各族人民日益增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新疆的长治久安,增强了西北的国防力量。1885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行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大力发展交通、邮政事业,鼓励福建移民开发台湾,改进当地高山族的文化教育,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日趋紧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晚清以降由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内陆腹地和边疆民族地区逐渐推进的变革,拉近了内地与边疆的时空距离,为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清末驻藏大臣张荫棠于任内提出《治藏大纲二十四款》,编写《训俗浅言》《藏俗改良》并翻译成藏文,创办汉藏文报纸,并赴大昭寺向西藏官员宣讲富国强兵之道,宣传爱国思想。1910年竣工的滇越铁路,加强了云南的对外交往,外省乃至欧美商品纷至沓来,改变当地人传统的重农思想,昆明、呈贡、河口等铁路沿线城镇商业日渐繁荣。

20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注重揭示中华各民族一体化融合的发展趋向,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自觉的重要标志。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较早使用“中华民族”语词。他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又多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尽管仍指汉族,但同时强调“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正如黄兴涛教授所言,这一论断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改变,即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强调祛除种族即国家、君主即国家的观念,培育完全之国民,认为“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此一表述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蕴含的一体化趋势和整体性特征。

满族官员和留日学生对于民族关系的理解也颇值得关注,他们提出各民族融合、平等的主张。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归来的端方在《请平满汉畛域密折》中提出“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稍后,恒钧、乌泽声等满族留日学生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自觉倡导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甚至提出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的新论断,无不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命运、责任和义务,这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革命党人也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立宪派的观点,适时调整此前狭隘的“排满革命”“驱除鞑虏”的宣传。1906年,孙中山已注意区分满人百姓与满族统治者,并解释民族主义并不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的刘揆一已经开始宣传“大民族”观念,在《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中强调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共同保护所生存的整个国家领土。由此可见,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乃是清末各派彼此互动、相互影响的思想产物。

“五族共和”的主张通过1912年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文本得以确立。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彰显了主权在民、疆域一统、多民族融合的现代国家特征。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而清廷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也规定“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清朝所辖的边疆民族地区被纳入民国法统之下,折射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深刻影响。

此后采取多项举措,培育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组建新的主管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推动民族平等。决定不再用藩属名称,不再设理藩专部,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后设蒙藏事务局专司其职。二是推行旨在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民族政策。颁布《劝谕五族通婚令》,鼓励汉、满、蒙、回、藏五大族祛除旧见,互通婚姻,“相亲相爱于无极”。三是加强“五族共和”的宣传和教育。将优待蒙、回、藏各族条例等译成多民族语言合璧文字,刊刻颁发至边疆民族地区,让各族人民了解民族政策;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支持创办《蒙藏回白话官报》,以汉蒙藏回四种文字,讲解共和之真理,使边疆同胞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觎之渐。此外,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也应教育部要求,在编纂新式教材时突出汉、满、蒙、回、藏各族平等融合的内容,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各民族同胞逐步增进了对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双重认同。在1912年的国都论争中,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等人更看重北京在推进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边疆稳定方面的独特优势。当少数蒙古王公在沙俄指使下企图分裂国家时,1913年西蒙古王公召开会议并通电反对,指出“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12年9月,逊清皇室在那桐宅举办欢迎孙中山、黄兴来京的宴会。贝子溥伦宣读颂词,表示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所趋,盼能够实现五族平等、巩固国基,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体现了逊清皇室对于五族共和的认同。黄兴在答词中肯定了清帝逊位促成全国早日统一的积极贡献,强调五族共和有利于共和国家前途,体现了革命党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变,也对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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