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彩：胸怀“国之大者”，增强文化自信——以传统医学康复为例（2）

二、传统医学：文化自信的内在根据与传承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马克思主义为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揭示了社会的生产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国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基础。

2.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体现了我们党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要继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且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延续传统文化血脉的基础上开拓创新。

（二）中医药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记录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

先秦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著作问世，奠定了中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此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历代医家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创新，产生了许多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蓬勃景象，例如“金元四大家”，即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又如，明朝吴又可创立“疠气”学说，解释温病病因，发展了中医病因学；清朝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创立“三焦”辨证，丰富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至今仍对临床诊疗具有指导意义。

近百年来，中医药学经历了在逆境中抗争自奋，在颓势中崛起，在求新中走向复兴的过程。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不同文化交汇给中医学发展带来了挑战与危机。清末民初，一些维新派思想家，曾把宣传西医与变法维新联系在一起，视中医为末技。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曾主张废止中医药，当即遭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起全国中医药同业人士纷纷罢工停业抗议，该案被迫取消。

新中国建立以后，历代领导人高瞻远瞩，从文化遗产和科学的高度审视中医药学的发展。1958年，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78年，邓小平同志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91年，江泽民同志为国际传统医药大会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胡锦涛同志强调，“把生物科技发展的成果与我们民族积累的宝贵医学财富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实现新的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是对中医药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是国际上对传统医学施以法律保护的首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中医药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我们要自觉地传播中医药文化，胸怀“国之大者”，增强文化自信，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